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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〇
“好吧，我要回家了。7点前你可以在家里找到我。7点以后我会呆在办公室。如果有事，今晚我能在哪儿找到你们呢？” 　　辛西娅回答说：“我们都住在军官招待所。” 　　“好吧。噢，我妻子也许正不停地从俄亥俄州给我挂电话，她可能认为我在跟女人幽会了。晚安。”他转身离开了，脚步远不如他进来时那样轻快有力。 　　辛西娅感慨地说：“我真不敢相信。他是不是刚刚告诉了我们安·坎贝尔同基地里的多数高级军官睡过觉？” 　　“是的，他是那么说的。现在我们知道她照片中的那些男人是谁了。” 　　她点点头。“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地方为什么看上去如此奇怪了。” 　　“是啊，嫌疑犯的名单一下子变长了。” 　　那么，我想，肯特上校，“清廉”先生，“法律”先生和“秩序”先生几乎违犯了手册上的每一条规定。这个冷漠乏味的人有性欲，但他把它藏在了月亮的背面。我辛西娅说：“比尔·肯特会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杀人吗？” 　　辛西娅回答说：“想象得出。但我想他的话中暗示了他的秘密已众所周知，而他的命运就是等待坎贝尔将军找机会开除他了。” 　　我点点头。“好吧，就像手册中说的那样，如果不是为了逃避丢脸和羞辱，那会不会是因护忌而杀了她呢。” 　　她想了一会儿才说：“肯特暗示了他同安的关系对他来说只是消遣罢了，只是为了满足欲望，而没有感情纠葛。我可以相信这一点。”她看出我想从她那儿知道得多一点，所以停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另外，他给鲍尔斯少校加上的动机——占有欲，说得再宽一点是妒嫉，也许都不是真的，实际上也许这些都是肯特自己的感受。记住，这家伙是个警察，他和我们读的是同一本手册，所以他了解我们的思路。” 　　“精辟。但是我很难想象他会充满热情和妒嫉之心或很动感情地去纠缠任何女子。” 　　“我知道。他是那种表面冷酷而内心火热的人。我以前见过他这种类型的人，保罗。这些人独裁、保守、循规蹈矩。他们做事常常是很机械的，因为他们害怕控制不住自己的激情。他们知道自己整齐的服装下面隐藏着的是什么。实际上，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天生缺乏控制能力和平衡能力。一旦失去控制，他们是什么都能干得出来的。” 　　我点点头。“但也许我们心理分析得太多了。” 　　她耸耸肩。“也许。不过还是要对肯特上校留点心。他有一本与我们不同的记事册。” 　　第十九章 　　考尔·塞夫尔说他已结束了在安·坎贝尔书房里的搜寻检验工作，所以我坐在安的沙发上，看她的心理战术系列讲座中的另一盘录像带。在我周围，法医实验室的人们正在依据检验的证据来推断可能去过她房间的人。他们掌握的资料都是些人们通常认为肮脏的东西——毛发、纤维、灰尘、指纹、污点和污迹。 　　在一个普通的、冗长乏味的谋杀案调查中，如果知道有谁在她的房子里呆过，也许最终会找到杀她的凶手。如果知道有谁曾呆在她地下室的那间房里，那份嫌疑犯名单就不会那么长了，除非那些人合谋搞鬼。但到现在，那间房子还被封着。这也许是个错误，尽管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一般来说，若知道有谁在犯罪现场，一切就深入了一步。我们倾向于断定查尔斯·穆尔到过现场，至于他是何时到了那儿，在那儿干了些什么则有待证实。 　　威廉·肯特上校目前忽然出现了会被撤职的问题，更不必说他为了婚姻最终还得对他夫人说些好话。感谢上帝，我没遇到这种问题。 　　肯特已经承认了包括通奸、玩忽职守和不合军官身份的行为，但这只是3种军法署署长办公室可以列出的罪名。犯罪的人常在谋杀调查中这样做，就像在公正的上帝的圣坛上献上一个小小的祭品一样，希望上帝先接受这个，然后再让他到别处去找活人当祭品。 　　显然正如肯特所说，安·坎贝尔就是在进行一场心理战争实验。假如我相信肯特说的，那安·坎贝尔就是在进行一场计划周密、道德败坏的针对敌人——她父亲的战争。如果她父亲值得她反对，她要反对什么呢？关于杀死她的凶手，穆尔说过些什么？作为父亲，谁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同样，也许安·坎贝尔认为她对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所以，将军一定对她做过些什么，不管是什么，但已经使她走上了一条复仇之路，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我毁灭。我想起了一件事，可能会使女儿和父亲走到这种地步，那便是性虐待和乱伦。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唯一可以确认此事的人已经死了。将军也可以确认这件事，但我布伦纳不会去触动他。然而，我可以问得谨慎些，还可能，仅仅是可能，我可以慎重地问问坎贝尔夫人关于她女儿同父亲的关系。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已经把我的20年押进去了。 　　另一方面，正如肯特指出的，为什么去翻那些与本案无关的丑事呢？但是谁又会知道到底本案需要些什么，不需要些什么呢？ 　　那么，是将军为阻止她的疯狂，还是怕她丑事外扬而杀了她？还是坎贝尔夫人出于同样的原因这样做的？穆尔上校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的确，我搜集的丑事越多，哈德雷堡的先生们和女士们就越瞠目结舌。 　　辛西娅走过来，硬往我嘴里塞了一片炸面饼。显然，我们比同乘一辆车、合用一个浴室、分享一个炸面饼的关系更亲密了。 　　我有个好消息。第5步枪射击场上的车辙印是穆尔上校那辆车的。发刷上的指纹假定是穆尔的，那么它们与帐篷桩上的两个指纹、安吉普车上的至少6个指纹、男厕所里的一个指纹都相吻合。厕所马桶座圈上找到的另一根毛发同穆尔的头发对比证明是同一人的。垃圾袋上的所有指纹都是穆尔和安·坎贝尔的。安靴子上、枪套上、头盔上的指纹证明他俩都拿过这些东西。所以，你设想和描述的犯罪活动，安·坎贝尔和穆尔的活动以及行为好像都与这些实物证据相吻合。“祝贺你。”辛西娅说。 　　“谢谢。” 　　“案子了结了吗？” 　　“我会去同穆尔核实的。” 　　“如果他不承认，你会带着我们获得的证据去找军法署署长吗？” 　　“我不知道。这案子还有破绽。” 　　“对，”辛西娅说，“至少有一个。车前灯亮的时间对不起来。我们可以假定穆尔在犯罪现场，但却不能证实在那个时间是他用绳子勒死了她。而且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 　　“对。不知道动机。这样同陪审团打交道就会是件很艰苦的工作。”我又说，“而且还有可能只是一次意外造成的死亡。” 　　“是的。如果穆尔有什么话要说，他一定会这么说的。” 　　我拿起电话，拨了福勒家的号码。说话的是一个懒洋洋的女人的声音。我说了我是谁，福勒接过了电话。他的声音听上去好像有些烦躁。“喂，布伦纳先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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