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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
咦，哪有这样的！跟之前讲的不同……我真想抗议。总算勉强踏进做得出小东西的阶段，突然要我做大盘子未免太乱来。 　　但对我们而言，岛田老师的话等同圣旨。 　　“好啊，务必让我试试看，真期待。” 　　我竟笑嘻嘻地如此回答。不用提，那天我便展开制作大盘子的特训。 　　话说，虽然嫌东嫌西的，成形过程也就这么结束了，但陶艺并不仅止于此，还有绘图和上釉的步骤。尤其是绘图部份相对自由，也是各人素养的展现之处。 　　此时，我动起脑筋，甚么样的设计才会让更多人想拥有？这次我们透过拍片及事前准备中做出的作品，将在银座的画廊展示。 　　外行人临时抱佛脚特训留下的粗陋成品，打着展览会的名号公开陈列已相当厚脸皮，我还有个更不要脸的企图。那就是，思考如何才能高价卖出。 　　寻思一周得到的结论，便是：“遇到困难时找猫帮忙。” 　　我决定，把拍摄时制作的大盘，及练习做的茶杯等所有作品，全画上猫。躺着的猫、伸懒腰的猫、游戏的猫……各种姿势我都画了。 　　不用说，我的目标自然是爱猫人士。身为同类，我深知他们只要是与猫有关的东西都想收藏的心情。 　　这番苦心之作最后会以多少价钱卖出？我光想就兴奋得睡不着。 　　至于陶艺题材的小说，目前倒是没有计划。 　　确认实验不可能执行？　《书的故事》一九九八年六月号 　　昭和五十六年起，有整整五年的时间，我都在某汽车零件制造商从事生产技术的研究。既然会从事那样的工作，大学读的当然是工学院。再讲得明白一点，是电机工程学系。而我之所以进入工学院，则是因为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理科比文科拿手——不如说，我的文科成绩实在没有应考的程度较正确。前些日子，我与七年没见的高中朋友碰面，他正经八百地谈起我的国文成绩： 　　“无论我考得多烂，看到你的考卷就放心了。” 　　不巧，他这些话是在我经常去的酒馆说的，小姐们随即出声调侃： 　　“真的？好逊喔！亏你还能当上作家。” 　　顿时害我颜面扫地。但他说的是实话，我也无法反驳。 　　我很怕国文，且讨厌得要命。早就搞不清到底是因为讨厌才怕，还是因为怕才讨厌。相形之下，毕竟对理科较拿手，若问我喜欢或讨厌，比起其它科目，应该算是喜欢吧。 　　如今回想，当时我并不了解理科，尤其是理化真正的乐趣，毕竟做实验的机会少之又少。理解物理、化学的法则，知道一向感到不可思议的电的性质和化学反应的架构，尽管也很有趣，终究是书桌上的事情，既死板又缺乏实际感受。现下我完全记不得平常上课的内容，却清清楚楚地记得朋友的头发在静电实验中竖起，可见实际动手体验相当重要。 　　而一进大学，实验就多到令人生厌。我读的大学，每周都要做一次实验，所以天天忙着整理数据数据和写报告。 　　但是，做这些实验很快乐吗？倒也成了疑问。原因是，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实验题目全是指导教授给的，从实验方法到步骤皆有详细的指示。至于将有怎样的结果，几乎事先都知道答案。若得到预期的结果，代表实验正确执行，反之，则是实验者出了甚么差错。换句话说，进行实验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训练学生。 　　无论是小学、国中，还是高中，所做的实验都具有此类性质。石蕊试纸遇到何种物质会变色，早在实验之前就知晓，即使如此，实验依旧很好玩。 　　然而，学生到二十岁前后，往往会自以为是，对“被迫进行”的实验完全不感兴趣。既然事前知道该得到甚么结果，干脆在实验中调整各项条件，呈现同样的结果就行。因此，即使获得期待的结果，丝毫不会感动，也没有欢喜，只觉得：“啊，做完了。” 　　不过，也有一说认为“那仍是了不起的实验”。大学进行实验最重要目的，在于筛选出优秀的学生。自认在做实验的我们，其实是被实验的对象。岂有此理——笑着响应后，我却不禁认同种种实验多半具有这样的效果。 　　我在学生时代少有机会体验到实验的喜悦，不料，进公司后，情况大变。每天得不停地做实验，且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全是首度进行，因为谁也不敢说会得出甚么结果。虽然会有所预期，但结果通常不同。遇到此种状况，百分之九十九是预期出错，和学生时代截然不同。学生时代结果若与预期不符，结论一定是实验方法有问题。至于对实验者而言哪种较刺激，就不必多谈了吧。总之，我是在踏入职场后，才体会到实验的乐趣。 　　话说，拙作《侦探伽俐略》中，陆续发生五种怪异现象，并由一名物理学家逐一解开谜团。 　　这些怪异现象中，有几种的灵感来自我上班时代从事的研究。和我一起工作的前辈曾随口提及： 　　“倘使把这个这样做，搞不好能用在推理小说上。” 　　而我真的采用了，那位前辈看到多半会苦笑吧。 　　其它现象的描写也都有科学根据，只是未经实验证实。应该说，我选的全是现实中不可能实验的现象。并非物质上的不可能，而是道德上的不可能。 　　由于不可能实验，“假设成功执行后会有此结果”的预期，正是本书的命脉所在。 　　我就是看准了多半没人会做确认实验啊。 　　十连败之后　《小说现代》一九九九年八月号 　　一月十四日　白天，NTT视讯（NTT VISUAL COMMUNICATION）的加田五千雄社长带我前往一家知名鳗鱼店。加田先生是我就读的大学的杰出校友。二月即将在明治纪念馆举行东京同学会，我受邀演讲，所以这次是开会兼吃饭。当然，我穿西装赴会，还打上领带。我提到今晚有直木奖的评选会，加田先生便应道：“这可是大事，你一定很紧张吧。”我虽然附和，但心里想的是：坦白讲，我现在更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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