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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想起两年前在耶路撒冷审判埃希曼时报刊的热烈反应。各报好几个星期都连篇累牍地报导这件事。他想起在被告席上的那张脸,记得当时的印象是觉得它那么平淡无奇,平淡得让人泄气。正是读了有关审判的新闻报导,他才第一次稍稍明白,党卫军是如何干那些勾当,他们又是如何逃脱处罚的。不过那些事都发生在波兰、俄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和很久很久以前。他看不出跟他有什么切身的关系。

  他把他的思路拉回到现在,拉回到勃兰特的谈话在他的心里引起的不自在感觉。

  “怎么回事?”他问那警探。

  代替回答,勃兰特从他手提皮包里拿出了用棕色纸裹着的一包东西,从桌面上推过来。“那老头留下一本日记。实际上他并不太老,五十六岁。看来他当时就作了摘记,藏在他的裹脚布里。战后他全部改写过,就成了这本日记。”密勒不是太感兴趣地看了看那包东西,“你在哪儿找到的?”

  “它就放在尸首旁边,我拣起来带回家了。昨天夜里我把它看了一遍。”

  密勒略带挖苦地看着他的老同学,“怎么样,很坏吧?”

  “可怕。我简直没法想象会是那样坏,我是指他们对犹太人干下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把它带给我?”

  勃兰特这下感到不好回答了。他耸了耸肩膀,“我本来以为它可以让你搞出一篇故事。”

  “现在它属于谁所有?”

  “从法律上讲,属于陶伯的继承人,可是我们永远不会找到他们的。所以我想,它属于警察局,不过他们也只是把它归档而已。你可以拿去,如果你想要的话。就是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是我给你的。我不希望局里找我的麻烦。”

  密勒付了账,两个人走出去了。

  “好吧,我把它看一遍。不过我未必会为它大动感情,也许能给杂志搞出一篇东西。”

  勃兰特半笑着转向他,“你是个玩世不恭的坏蛋。”他说。

  “不,”密勒说,“我不过像大多数人一样,只关心眼前的事情。你怎么啦?在警察局混了十年,我还以为你早已是个硬心肠的警官咧。这件事真让你动感情了,是吗?”

  勃兰特又显得严肃起来。他看着密勒手臂下边挟的那包东西,慢慢地点点头:“是啊。是啊,是那样,我从来没有想到会那样坏。再说,这并不都是过去的事情,事情是昨晚上在汉堡这儿结束的。再见,彼得。”

  警探转身走开,他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错误。

  § 二

  彼得·密勒把棕色纸包带回家来,到家刚过三点。他把纸包往起居室的桌上一甩,在坐下阅读之前,先去煮好一大壶咖啡。

  胳臂肘边一杯咖啡,一支燃着的香烟,他靠在心爱的安乐椅中,把纸包打开。这本日记是一个用硬纸板做封面的活页纸夹,深黑色塑料的包皮,中间有一长串夹子,必要时可以抽出几页或插进几页。

  全部日记是一百五十页打字的稿子,显然是用一架旧打字机打出来的,有的字打在格子上边,有的打在下边,有的字歪歪扭扭,或模糊不清。稿子主要部分似乎是十多年前写成的或花了好几年才写成的,因为这些稿子虽然大部分很整洁,但白纸已明显地变了颜色。稿子的头尾有几页纸是新的,显然是几天之前才打出来的。打字稿前面是几页新纸的前言,后面则是某种后记之类的东西。查核一下前言后记的日期,都是在两天前即十一月十一日写成的。密勒推测,这是死者决心了结自己生命之后才打出来的。

  他对第一页上的几段迅速扫了一眼,心里颇感纳罕,因为日记的语言是明晰而准确的德语,显然出自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文化素养的人之手。封面上贴着一方块白纸,外罩一张大一些的方块玻璃纸以免污损。在方块白纸上,是用黑墨水写成的几个粗大的正楷字:所罗门·陶伯日记。

  密勒往后靠了靠,翻开第一页,开始阅读。

  ***

  陶伯日记:前言。

  我名叫所罗门·陶伯,我是个犹太人,行将去世。

  我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它既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也没有什么事要我去做。我全力以赴的那些事情已成泡影,我的努力毫无成效。我所见到的恶人,依然健在并飞黄腾达,而唯独善良的人都化为尘土并备受嘲弄。我熟悉的朋友们,那些受难者和受害者,都已亡故,而唯独那些迫害者却仍在我的周围。白天我在街上看到他们的面孔,晚上我见到早已死去的妻子伊斯帖的面孔。我之所以苟生至今,仅是为了还想再做一件事,还想再看一件事,而现在我知道这是永无可能的了。

  对德国人民,我没有仇恨或怨愤,他们是善良的人民。人民不是邪恶的,只有某些个人是邪恶的。英国哲学家柏克说得对,“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起草对一整个民族的起诉书。”不存在集体的犯罪,因为据圣经记载,上帝要毁灭所多玛和哥摩拉,包括那里的妇孺,因为那里的男人罪恶过甚。但他们当中有一个正义的人,因为他是正义的,就得到了赦免。可见犯罪,正如得救一样,都是个人的事。

  当我走出里加斯图·特霍夫集中营时,当我从走向马格德堡的“死亡行军”中幸存下来,当一九四五年四月英国士兵在马格德堡解救了我的肉体,而我的灵魂却仍然在桎梏之中时,我仇恨世界,我仇恨人民,仇恨树木、岩石,因为它们共谋算计我,使我受苦受难。但我最恨的是德国人。那时我质问,正如在那之前的四年中多次质问过的:“为什么上帝不打倒他们,打倒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把他们的城市,他们的房屋从地面上永远摧毁。”上帝没有这样做,我也仇恨上帝,我哭诉上帝舍弃了我和我的人民——他曾引导我们相信是他的选民。我甚至说上帝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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