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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她盯着他看，但眼睛里毫无表情，密勒怀疑她甚至根本没有看见他。她重新闭上她的眼睛，开始断断续续地嘟哝作声。他俯近过去想听清从灰白嘴唇里吐出来的混乱语句。 　　那些语句没有什么意义。有几句是关于罗森海姆的，他知道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小村子，可能她是生在那里的。还有什么“全穿着白衣服，多漂亮，漂亮极了”，然后还有些混乱的无意义的单字。 　　密勒靠得更近些：“温德尔小姐，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垂死的妇人继续嘟囔着。密勒听到说的是“……每人都带着一本祈祷书和一束花，……全都是白色的，多么纯洁。” 　　密勒皱起眉头捉摸了半天才搞明白她在说些什么。在昏乱中，她是在回忆她第一次领圣餐的仪式。像他自己一样，她曾经是一个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 　　“你能听见我说话吗，温德尔小姐？”他重复说，心里不存什么希望了。她再次睁开眼睛，盯着他，望着围在他颈上的白色宽领，胸前黑糊糊的一片和黑色的外套。使他吃惊的是她又闭上了眼睛，而她的扁平的身躯却抽搐起来了。密勒着急了，他想还是把医生叫回来的好。两行眼泪从她闭着的眼睛里涌出，顺着羊皮纸似的面颊滚落下来。 　　她的一只手慢慢地在被子上摸向密勒俯近她时支在床上的手腕。她以惊人的力量，或者简直是不顾死活地紧紧抓住他的手腕。在她十分清楚地说出“祝福我，神父，我有罪孽”这几句话之前，密勒已认定她不可能告诉他关于克劳斯·文策尔的任何事情，正打算挣脱出来动身走了。 　　密勒愣了几秒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胸膛，这才明白那妇人在朦胧的光线中认错人了。 　　他心里争扎了两分钟，无法决定是就此离开她回到汉堡呢，还是冒一下灵魂进地狱的危险，最后试探一下通过伪造证件者的线索来追寻爱德华·罗施曼。 　　他又俯向前去，“我的孩子，我准备听你的忏悔。” 　　于是她开始讲了，她用一种枯燥乏味的单调语言叙述了她的生命史。她的童年时代是在巴伐利亚的田野和森林里度过的，出生于一九一〇年。她记得她的父亲去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三年后一九一八年停战时才回来，对那些在柏林屈膝投降的家伙满腔怒火，恨声不绝。 　　她记得二〇年代初期的政治动乱，记得在慕尼黑附近发动的未遂政变，当时有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街头煽动家率领了一群人企图推翻政府。她父亲后来和他搞在一起，并且参加了他的党。当她二十三岁时，那个煽动家和他的党组成了德国政府。然后是参加全德少女联盟的夏令营，给巴伐利亚地方长官当秘书，跟穿着黑制服的漂亮的金发青年们跳舞，等等。 　　不过她长大后很丑陋，又高又瘦头骨突出，马脸，唇上毛茸茸的。她那一头耗子毛向后挽成一团，穿着深色的衣服，套着格格作响的鞋子。她到三十岁的时候知道自己是没希望像村子里别的姑娘那样结婚成家了。一九三九年，这个愤懑不平、满腔仇恨的女人被委任为一个叫做拉芬斯布吕克的集中营的女监长。 　　她讲到那些遭她鞭打和棒击的人们，讲到她在勃兰登堡的那个集中营里大权在手，任意肆虐的日子，眼泪从她两颊徐徐滚落下来。她的手指抓住密勒的手腕不放，生怕他在她讲完之前就愤然离去。 　　“那么在战争以后怎样呢？”他柔和地问道。 　　流浪了好几年——被党卫军抛弃了，受到盟军的追捕，白天在厨房里当女佣人洗碗碟，晚上住在救世军收容所里。 　　一九五〇年，她认识了文策尔，他当时住在奥斯纳布吕克一家旅馆里，正在物色买幢房子。她那时是个女招待。那个矮小的中个儿男人买好了房子，便建议她来替他管家。 　　“就这些吗？”当她停下时密勒问。 　　“是的，神父。” 　　“我的孩子，你知道如果你没有忏悔你的全部罪孽，我就不能给你举行忏悔式。” 　　“那是全部，神父。” 　　密勒深深地吸了口气，“那么关于假护照的事呢？就是他替在逃的党卫军伪造的那些东西？” 　　她沉默了一会儿。他担心她已经失去知觉了。 　　“你知道那个吗，神父？” 　　“我知道。” 　　“我没有造假护照。”她说。 　　“但是你知情，知道克劳斯·文策尔干的事。” 　　“是的。”这话是低声说的。 　　“他现在已经走了，他跑掉了。”密勒说。 　　“不，没跑。克劳斯不会跑掉，他不会离开我，他会回来。” 　　“你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吗？” 　　“不知道，神父。” 　　“真的吗？想想吧，我的孩子。他是被迫逃跑的。他会跑到什么地方去呢？” 　　瘦削的脑袋在枕头上慢慢摇着，“我不知道，神父。如果他们恐吓他，他就要用档案。他对我说过他要。” 　　密勒吃了一惊。他向下看这个女人，现在她的眼睛闭上了，好像睡着了。“什么档案，我的孩子？” 　　他们又谈了五分钟。这时有人轻轻敲门，密勒松开女人的手，站起来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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