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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在这两天中，巴黎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搜索。每一家旅馆，从最漂亮、最豪华的星级酒店到妓女接客的最下等的旅店，都无一幸免，旅客名单都经过核查；每一所膳宿公寓、公共宿舍、廉价客店和学生宿舍都遭到搜查。便衣人员出入各酒吧、饭店、夜总会、餐厅，他们都拿着一张照片，向服务员、酒吧侍者和这些地方雇用的保镖们打听，“秘密军队组织”的同情者们的住宅或公寓，都受到了彻底搜查。 　　有七十余名青年由于和这个凶杀犯相似而被拘留和查询，最后都道了歉释放了。这些人几乎都是外国人，而对待外国人总得比对待本国人要更有礼貌些。 　　在街上，成千上万辆出租汽车和公共汽车，被勒令停车检查，并查看证件。在主要马路上，还设置了路障。一些深夜回家的人，步行一二哩路，就得受到几次查问。 　　大概有十万名属于官方的人，从高级侦探一直到宪兵和士兵都动员起来了。有五万名黑社会及其边缘行业的人士，也到街上来了，专门辨认人们的外貌。学生们常去的咖啡店、酒吧间、谈话俱乐部以及其它学生活动场所，都有年纪比较轻的侦探渗透进去；一些专门管理和照顾外国留学生的法国家庭也都给予了严加注意的警告。 　　科西嘉人也展开了活动。他们静悄悄地去到男妓、女娼、皮条客、扒手、无赖、小偷和骗子手之类出没的场所，警告一切人等凡属知情不报者均将受到公会严惩。 　　克劳德·勒伯尔在八月二十四日星期六下午，穿了一件羊毛背心和一条打补丁的裤子，在自己的花园里消磨了半天，傍晚，从内政部来了电话，要他到部长办公室去。 　　有一辆汽车六点钟的时候来接他。 　　当他见到内政部长的时候，他吃了一惊。这位掌握着全法国内部安全事务的生气勃勃的领导人，看上去倦容满面，而且是那么紧张。在四十八小时内，他好像苍老了不少，眼圈上明显地露出缺乏睡眠的黑晕。他摆手势要勒伯尔坐在桌子前面，他自己则坐在他常坐的转椅上。平时他喜欢望着窗外的景色，有事时才转过来坐在桌子边；但今天他并不看窗外，而是注视着眼前的这个人。 　　他对勒伯尔说：“我们没有找到他，他失踪了，哪儿也找不到。我们认为‘秘密军队组织’的人也像我们一样，对他不太了解。黑社会里的人说既没有听到他，更没有看到他；科西嘉公会的人则认为他根本没有在巴黎。” 　　部长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下去，沉默地望着桌子另一边的侦探；勒伯尔则眨着眼睛，并不开口说话。部长接着说：“我想我们对于你追踪了十几天的这个人现在究竟在哪里，丝毫没有把握，你以为怎样？” 　　勒伯尔说：“他是在巴黎，躲在某个角落。明天你是怎样安排的？” 　　这位部长看上去很苦恼。 　　“总统不同意有任何变动，甚至连程序也不让改。今天上午我和他谈了这件事，他很不高兴，因此明天的日程将和已经公布的内容一样。十点钟他将在凯旋门点燃这神圣的火焰；十一点钟在圣母院做弥撒；十二点半在蒙特瓦勒里昂死难烈士纪念堂进行默祷；然后回爱丽舍宫去午餐并休息。下午只有一项纪念活动，就是把解放勋章授给公认的在抵抗法西斯战争中有功的十名退伍军人。 　　“这项活动安排在下午四点钟，地点是蒙帕纳斯车站前的广场上，这是他自己选定的地方。这个车站即将改建，如果提前动工的话，这将是我们利用它作为背景的最后一次解放纪念活动。” 　　勒伯尔问：“打算怎样维持群众秩序？” 　　“我们已经拟定了一个方案。每个活动进行时，群众应该比往常离得更远些。 　　每个活动开始前几小时，周围就放上钢制的栏杆，然后把栏杆内的上上下下进行彻底的检查，包括阴沟在内。附近的每幢房屋和公寓，都要进行搜查。在每个活动的仪式开始以前以及在仪式的进行之中，附近的屋顶上，都将有荷枪实弹的守卫人员监视着街对面的屋顶和窗户，任何人不得通过栏杆，除非是有关的官员和与活动仪式有关的人。 　　“我们还作了更周到的安排，圣母院的屋檐下和里里外外都将布满警察，包括屋顶和尖顶在内。参加弥撒的每个教士和合唱团的歌童，都得经过搜查，看有没有暗藏武器；即使警察和共和国保安部队的战士，都得有特别通行证。为了防止豺狼扮成保安人员混进来，通行证要到明天早晨才发。 　　“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中，我们还把总统坐的汽车换上了防弹玻璃，这当然不能让他知道，否则他就会火冒三丈的。仍然由马鲁驾驶这辆汽车，我们要他把车开得快些，万一有人开枪也可以避得开。杜克勒还打算在总统身边安排不少身材高大的官员和军官们，但并不让总统知道。 　　“除此之外，任何人要进入离总统二百米范围内，都必须受到毫无例外的搜查。这必然引起外交界的反对，而报界也会造反的。为此，所有报界和外交界的通行证，都将在明天早晨突然更换，以免豺狼冒充他们混进来。至于任何人如果携带包裹或长形的对象的东西，一看见就把他赶走。你看怎么样？” 　　勒伯尔想了一会儿，像一个小学生坐在老师面前回答问题似的，双手在膝盖上揉弄着。说实在的，他现在感觉到在第五共和国内，警察权也实在太大了，而他毕生在执行搜捕罪犯的工作时，仅仅是把自己的眼睛比别人睁得更大些而已。 　　最后勒伯尔说：“我想他不至于再来自投罗网了。他是个贪财之徒，他是为了钱才来干的，因此他干完后一定要逃出去，才能活着去花那笔钱。他在九月间到巴黎来探路时，一定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如果他对于逃生的途径没有预先考虑好，或者没有把握的话，他早就回去了。 　　“为此，他必然胸有成竹，他早就知道戴高乐总统在这一年一度的解放纪念日这一天，会不顾任何危险出来而不愿待在家里的。他可能考虑到当局会采取的安全措施，特别是当他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暴露之后，当局更会加强保卫，但他还是不肯回头的。” 　　勒伯尔站起身来，不顾部长办公室里的规矩，来回地踱起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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