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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二
那位资历较深的人打开了他的公文包，从中取出一个并不比雪茄烟盒子大的扁盒子作为回答。他打开盒子，让芒罗看了放在里面一层棉花垫上的东西。 　　“十个小时，”他说道，“不能再长了。” 　　“那是很勉强的，”芒罗说道，“很勉强的。” 　　＊＊＊ 　　上午阳光灿烂，时间是七点半钟。 　　海防总队的“猎人”号飞机，仍然在“弗雷亚”号油轮上方高达七英里的空中连续不断地盘旋着。除了监视油轮之外，它的任务之中还包括监视前一天中午的油膜。大面积的油层还在水面缓慢地浮动，仍然超出清洗剂喷洒船的工作范围，因为情况不允许喷洒船驶入“弗雷亚”号周围的水域。 　　在排放原油之后，油膜顺着流速为一节的潮水朝油轮的东北方向慢慢地朝荷兰的北部海岸漂去。但在晚上，油层就停止了漂动，潮水已转为退落，微风在几个地方已改变了风向。到了黎明前，油膜又返回来了，直至流经“弗雷亚”号而恰恰滞留在油轮以南的水面上，离荷兰和比利时一侧有二海里远。 　　所有的拖驳和消防船都满载浓缩乳化剂，从沃伦泉实验所借来的科学家们在这些船上祈求，海面上会保持风平浪静直至他们可以投入作业。风向的突然改变，气候的恶化，都可能使大面积的油膜破裂，而被风暴吹向欧洲大陆或是英国的海滩。 　　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气象工作者，都带着惊恐不安的心情注视着一股冷风正从丹麦海峡向这儿逼近，挟带而来的冷空气即将驱散那股不合时宜的热浪，很可能会造成风雨交加的局面。历时二十四小时的一场风暴将在平静的海面上激起怒涛，而使油膜变得无法控制。生态学者祈求，即将降临的寒潮将只不过在海面上形成浓雾而已。 　　在“弗雷亚”号船上，当指针逐分逐秒地移向八点钟时，人的神经变得愈加紧张起来。安德鲁·德雷克由两位随身带着冲锋枪的人扶持着，以防再次受到那位挪威船长的袭击，他已允许拉森船长使用他自己的急救药箱医治手上的伤痛。船长疼得脸色发白，他已尽力从肿胀的手掌皮肉中取出了像玻璃和塑料碎片一类的东西，然后把手包扎了起来，并用一条粗陋的悬带套在脖子上把手吊起来。斯沃博达从船舱的另一端望着他，他额头上有一块不大的橡皮膏盖住了伤口。 　　“你是一位勇敢的人，索尔·拉森，我对你会说那样的话。”他说道，“但情况依然如故。我仍然能用船上的油泵把这艘油轮上的所有石油排光。临到放油的中途，那儿海面上的海军将会对它开炮而了结这件事情。如果德国人再次食言的话，我在九点钟就采取那样的行动。” 　　正是七点半钟的时候，莫阿比特监狱外面严阵以待的新闻记者有了报偿。克莱恩·莫阿比特大街上的双扇门第一次启开了，露出一辆两侧没有门窗的铁皮篷车。摄影记者从马路对面的窗户那儿拍摄了所能拍到的照片，但照片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成群结队的汽车开动了起来，不管那辆篷车驶往何处，他们都将紧随不舍。 　　在此同时，外场实况转播小组转动着他们的摄影机，无线电播音员们慷慨激昂地对着话筒喋喋不休。即令当他们开始播音时，他们的话语被径直发回他们各自的首都，其中包括英国广播公司播音员的首都。他的声音在“弗雷亚”号的接待舱中发出了回响。安德鲁·德雷克坐在那儿收听无线电广播，而这一切就是他一手挑起来的。 　　“他们上路了。”他带着满意的神情说道，“现在不用等候多长时间了。该去告诉他们如何在特拉维夫接待那两个人的最后细节问题。” 　　他动身前往驾驶台。有两个人留下来看守“弗雷亚”号的船长。船长颓然倒在桌子旁的椅子上，衰竭的大脑在挣扎着忍受手伤流血不止而引起的阵阵剧痛。 　　那辆铁皮篷车由摩托车警卫为前导，一路响着警报器飞速穿过了加托英国基地高达十二英尺的钢丝网大门。当第一辆挤满新闻记者的汽车试图紧跟着穿过门去时，栏杆便很快放了下来。那辆汽车戛然而停，轮胎发出吱吱的叫声。双扇栅门也关上了。不一会儿，一大群愤愤不平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在钢丝网跟前嚷嚷着要求入内。 　　加托不仅设有一个空军基地，那儿还有一支陆军部队，司令官是一位陆军准将。门岗是从宪兵队派来的，四位彪形大汉头戴红色的大盖帽，帽檐一直压到鼻梁，完全无动于衷，漠然处之。 　　“你们不能这样干！”一位《明镜》周刊派来的摄影记者怒不可遏，大声嚷道，“我们坚决要求看到那两位囚犯起飞。” 　　“这是对的，德国人，”法罗上士轻松自在地说道，“我已接到命令。” 　　记者们都拥到公用电话亭去向他们的编辑发牢骚。他们向市长抱怨，市长诚挚地表示同情，答应立即与加托的基地司令官连系。当电话铃声沉寂下来时，他朝后躺着，点燃了一支雪茄烟。 　　在基地里面，亚当·芒罗走进了停放着“教员”号飞机的机库，陪同他的是一位负责飞机维修保养的空军中校。 　　“飞机怎么样？”芒罗向负责装配的技术准尉问道。 　　“百分之百，先生。”那位老资格的机械师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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