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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由于袭击看守，他多次被打得半死，直到刑满没有被减过刑。一九六八年出狱后，他只怕一件事，那就是被关在窄小的空间里，关在牢里，或者洞穴里。他早就发誓不再回去坐牢，即使在狱外丢了命也不去，万一重新被抓回去也要杀半打人才算够本。释放三个月后，他自费到了非洲，决心参战，加入了香侬的队伍当上一名职业雇佣兵。到这个逃亡的夜里，他三十一岁。自从出狱以后，他不停地练习他的一种武器，这种武器自他还是科西嘉的一个孩子时就开始学会使用了，他也因为这种武器在阿尔及尔的背巷小街里出了名。 　　这种武器是一根宽皮带，和旧时剃头匠磨剃刀的皮条一模一样，拣合适的地方钉上两个锁钉。他把皮带缠在左手腕上。闲逛时他就带上它，把没有锁钉的一面缠在左手腕上。这时，他在消磨去利伯维尔的时光，左手上缠着那根皮带，右手握着一把匕首。这把匕首六英吋宽，一刀就能刺入骨头。他使用这个武器动作相当快，匕首藏在袖套里，对手还没有醒悟过来就已经死于刀下了。他在拉紧的磨刀皮条上来回磨着匕首，不断发出霍霍的有节奏的声音，匕首越磨越快。这个动作使他的情绪安定，也使别的人心烦，不过他们从不发怨言。熟悉他的人也从不和这个小个子拌嘴，因为他总是那么轻声轻气，不然就是面带那种苦巴巴的似笑非笑的神情。 　　坐在朗加拉蒂和香侬中间的是这几个人中年纪最大的，他是个德国人，名叫库尔特·塞姆勒，今年四十岁。在回到那个飞地的初期，正是他设计了用骷髅作标记，佩戴在雇佣兵和他们的非洲受训者的肩上；也正是他曾经用木桩圈出一道前线，每个木桩上挂一个前一天被击毙的联邦士兵的脑袋，以此辟出一个五英哩的扇形防区来抵御联邦分子。打这以后一个月，他所在的防区是最安静的。他生于一九三〇年，长在德国，经历过希特勒时代。父亲是慕尼黑的一名工程师，后来和托特一起死在俄国前线。十五岁那年，塞姆勒作为一个狂热的希特勒青年团的毕业生，当然也像那些经过希特勒统治差不多十二年的德国青年一样，他领导一个小部队，由比自己年幼的青年和年逾七旬的老人组成。他的任务是阻止乔治·巴顿将军的坦克纵队，而他的武器是一支反坦克火箭筒和三支马枪。 　　毫不奇怪，他失败了，因而整个青年时期他是在他所痛恨的美军占领下的巴伐利亚度过的。他也很少有工夫去侍奉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个宗教狂，一心想让儿子成为一个神父。十七岁那年他离家逃亡，穿过斯特拉斯堡的法国边界，在斯特拉斯堡的征兵站签约受雇加入法国外籍军团，这个征兵站是专门招收逃亡的德国人和比利时人的。一年之后，他在阿尔及利亚的西迪贝勒阿巴斯随同远征军到印度支那。他在那儿待了八年，后来到了奠边府【注：奠边府战役是法越战争中法国与越南间最后一场战役，该战役发生于一九五四年。】，由于在岘港【注：越南中部第四大城市。】时外科医生给他切除了一边肺叶，所以他很幸运未能看到在河内大败的耻辱就飞回了法国。他养好了伤，一九五八年他又被派往阿尔及利亚，成了法国殖民军第一外籍伞兵团里的一名最好的中士。 　　这个伞兵团在印度支那曾两次全军覆灭，那时先是一个营的编制，后来发展成一个团，他是活下来的少数人之一。他只崇敬两个人，一个是罗杰·福尔奎斯上校，曾经在初期的外籍伞兵连里待过，后来一连人马全军覆灭；另一个是勒·布拉斯司令，也是一个老资格的军人，如今执掌加蓬共和国【注：位于非洲中西部的一个国家。】的保密局，替法国维护那个国家的安全。此外，连曾经领导过他的马克·罗丁上校，在OAS组织最终溃败时也失去了他的尊敬。 　　塞姆勒在第一外籍伞兵团时，这个团的每个人都参加了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尔的暴动。后来，这个团被夏尔·戴高乐永久解散了。他一直跟随法国军官，服从他们的领导。一九六二年九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后，他在法国马赛被捕了。他在牢里服了两年刑。由于他有四排战斗勋章的绶带，使他不致遭到更惨的结局。一九六四年，他二十年来第一次过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他带着自己的打算去和以前在狱中同牢房的难友碰头，准备和他一起在地中海地区进行走私。三年里，不算有一年他被送进意大利监狱，他从地中海这一头到那一头经营过酒类、黄金，偶尔是武器走私。后来，他终于在香烟走私中发了财。不料，这时他的合伙人既欺骗了买家，也欺骗了卖主，却把责任推给塞姆勒，并且卷包逃走。因为有许多找他算账的人，所以他只好渡海到西班牙，又坐了一连串的汽车到达里斯本，一走了之。到那儿以后，他和一个军火商朋友挂上钩，就投身到他在报纸上读到的非洲战争中去了。香侬把他当做可操胜券的赌注接纳了他。塞姆勒凭着打过十六年的仗，比他们所有的人在丛林战上都有经验。现在，他在飞往利伯维尔的途中睡着了。 　　当DC-4开始飞近机场的时候，离天亮还有两个钟头。在孩子们的呜呜啼哭声里，人们还能辨出另一种声音，这是一个男人吹口哨的声音。香侬在吹口哨。他的同伴知道，快要打仗前，或者打完了仗，他都要吹口哨。他们也知道他吹的那个曲调的名字，因为他曾经告诉过他们。那个曲调叫《西班牙的哈莱姆》。 　　在范·克里夫和地面控制站通话时，DC-4在利伯维尔机场上空盘旋了两圈。这架老式运输机左右颠簸着在一条跑道的终点降落了。这时，一辆坐着两名法国军官的军用吉普车在飞机的机头前突然拐弯，车上的军官向范·克里夫招手，让飞机跟随他们沿着滑行道滑行。 　　他们把DC-4从机场主楼带往机场的另一头，那儿有一些小屋，随后指示飞机就在那儿停下，但让引擎继续转动着。几秒钟后，一个梯子架在机尾，副驾驶从舱内出来，使劲拉开了门。一顶法国军帽伸了进去，巡视了一下机舱，军帽底下的鼻子因舱内难闻的气味而皱了起来。那个法国军官的眼光停落在五名雇佣兵身上。他向他们招手，让他们跟随他上停机坪。当他们踏上陆地时，那个军官对副驾驶做个手势关上门，旋即，DC-4又向前左右颠簸着绕着机场开往机场主楼。一队法国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正在那儿等候接收飞机上的孩子们，好把他们带往儿童医院。当飞机摇摇摆摆地经过五个雇佣兵身边时，他们一齐向站在舱板上的范·克里夫挥手致谢，随后转身尾随那个法国军官走了。 　　他们必须在那些小屋里等上一个小时。他们不安地坐在直背的木头椅子上，这时，几个年轻的法国军人从门缝里窥视他们，看一眼那几个“LeS　AFFreux”——他们用这个法国俚语来称呼那些形容可怕的人。雇佣兵们终于听到一辆吉普车发出长而尖的声音在门外停住了，接着是在过道上立正的噼噼啪啪的脚步声。最后门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晒得乌黑、面容冷酷的高级军官，身穿热带的浅黄褐色军服，头戴顶上缀着金镶边的法国军帽。香侬留神到他那双睿智的、飞快瞥来的眼睛，军帽下的铁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伞兵的翼形徽章别在胸口五排勋章绶带上。塞姆勒一见就迅速立正，站得笔直，下巴朝上，五指也笔直地放在裤子裤线的地方。香侬不需要别人告诉他来者是谁，因为来的正是传奇式的勒·布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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