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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鲁在巴黎有一套公寓。”说着他递给恩丁一张地址。几秒钟后他听见恩丁下楼梯时沉重的脚步声。他拿起了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是卡里吗？喂，是我。我们今晚出去，到一个阔气的地方。我写了一篇新闻特写，才拿到稿费。” 　　＊＊＊ 　　“猫儿”香侬沉思着缓缓走到布兰斯街上，又向克里希街走去。大街两旁的小酒吧间已经开门纳客了，一伙妓女从门道里走出来，要拉他进去见见巴黎最漂亮的姑娘。他们不论漂亮与否——不消说，多数是不漂亮的——都透过花边窗帘凝视着昏黑的大街。这当儿正是三月中旬下午五点刚过，冷风袭人。这个天气和香侬的心情很合拍。 　　他穿过广场，又迅速走进另一条小巷，向他住的旅馆走去。住这家旅馆很不便利，可是由于它离蒙马特尔高地很近，可以从楼顶眺望景致。他想起了邓奥依斯大夫。一个星期前他来给他做过全身体检。邓奥依斯是一个退伍的伞兵和军医。他是一个登山家，曾经作为医疗人员参加过法国登山队攀登喜玛拉雅山和安地斯山的两次探险。后来，他志愿参加过好几次赴非的艰苦的医疗任务。在整个紧急时期，他临时给法国红十字会工作。他在那儿遇见了那些雇佣兵，替他们从战场下来后包扎伤口。他已经以雇佣兵医生的身分闻名于世了。甚至在巴黎，他还给雇佣兵缝过许多子弹打穿的伤口，从他们的身体里取出许多迫击炮弹片。如果他们有病求医，或者需要体检，他们通常就到他在巴黎的诊所去。如果他们混得不错，腰包里鼓胀起来，就当场付美元。如果不付，他也不像那些法国医生似地去要账。 　　香侬转身走进他住的那家旅馆的大门，走到柜台去要钥匙。一个老头儿在柜台里值班。 　　“啊，先生，有人从伦敦来电话找你，整整一天。他留下了一封信。” 　　老头儿把一张塞在钥匙孔里的纸条儿递给香侬。纸条上是那个老头儿潦草的笔迹，显然是一个字一个字笔录下来的。上面只写着“小心哈里斯”，下面是那个作家的签名。他在非洲战争中结识了那个作家，知道他现在住在伦敦。 　　“先生，还有一个人。他在客厅里等你。” 　　老头儿对门廊旁的一间小屋做了个手势。香侬从拱廊看去，瞧见一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人，那人身穿伦敦商人常穿的淡灰色衣服。当他站在柜台旁的时候，那人一直盯着他看。香侬走进客厅，那个来客以伦敦商人少见的悠然姿态起身向他迎了上去，并没有上下打量他。香侬以前见过像他这样的人。他们总是代表着年纪更大、也更富有的人。 　　“是香侬先生吧？” 　　“是的。” 　　“我叫哈里斯，沃尔特·哈里斯。” 　　“是你找我？” 　　“正是要找你我才等了两三个钟头呀！我们在这儿谈，还是上你的屋里去谈？” 　　“这儿也行，那个老头儿不懂英语。” 　　两人面对面坐了下来。恩丁放松了一下，两条腿交叉在一起。他伸手去拿一盒香烟，并且对香侬指指那盒烟。香侬摇摇头，伸手从自己的外套口袋里掏另一种牌子的香烟，随即又不掏了。 　　“我听说你是一个雇佣兵，是吗，香侬先生？” 　　“不错。” 　　“事实上有人已经把你介绍给我了。我代表一些伦敦商人。我们有一件事情要做。一项任务。这项任务需要一个懂得一些军事知识的人，并且能到外国去而不会引来任何猜疑。还得能提供很有见地的报告，写出他在那儿的见闻，分析军事形势，然后保守秘密。” 　　“我是不会违反合同的。”香侬毫不隐讳地说。 　　“我希望你不会。”恩丁说。 　　“那好，是什么任务？出个什么价？”香侬问。他觉得不必多说废话。坐在他面前的不是那种对直言不讳感到惊异的人。恩丁微笑了一下。 　　“首先，你必须到伦敦去听简单的情况介绍，即使你不收，我们也要付给你路上的花销。” 　　“干嘛到伦敦？干嘛不在这儿？”香侬问。 　　恩丁吐出了一长缕青烟。 　　“因为有一些有关的地图和文件，”他说，“我不想随身带着。再说，我必须问一下我的合伙人，像通常那样，向他们汇报你是否同意。” 　　当恩丁从口袋里掏出一百法郎一张的一迭钞票时，两人都默默无语。 　　“一千五百法郎，”他说，“将近一百二十英镑。这是给你买到伦敦的飞机票的，买单程票还是来回票随你的便。你在伦敦过夜。如果你听了介绍之后拒绝接受，你还能得到一百英镑补偿你旅途的辛苦。如果你接受，我们再谈以后的薪水。” 　　香侬点点头。 　　“那好。我听你们的介绍——在伦敦。什么时候？” 　　“明天吧。”恩丁说，起身要走。“明天什么时候都成。你住在哈佛斯托克山上的驿栈饭店。我今晚一回去就给你在那儿订一个房间。后天早晨九点我打电话到你的房间，约定那天早晨碰头的地点，听清楚了？” 　　香侬点点头，拿起了法郎。 　　“在饭店里登记时用布朗这个名字，基思·布朗。”他说。这个自称哈里斯的人离开旅馆，向山下走去找出租车。 　　这天下午早些时候，他和另一个名叫夏尔·鲁的雇佣兵谈了三个小时，可是他觉得不必要对香侬提起这个。他也没有提起尽管那个法国人显得很迫切，但他断定鲁不是干此事的合适人选，他含含糊糊地答应鲁下次碰头再定，然后就离开了鲁的公寓。 　　＊＊＊ 　　二十四小时以后，香侬站在驿栈饭店的卧室窗口，闲眺窗外的雨意和上下班的汽车，那些汽车上了哈佛斯托克山，从坝登镇朝汉普斯特德和郊区沙沙地驶去。 　　他是用一张化名基思·布朗的护照坐头班飞机在这天早晨到达的。他早就通过在雇佣兵中使用的正常方法弄到了一张假护照。一九六七年底，他和黑雅克·施拉姆在布卡武被刚果军队包围了好几个月。最后，雇佣军撤离这个刚果的湖畔城市，不是被击溃，而是子弹打光了。他们走过桥，到达邻国卢安达，由红十字会保证缴了械，这种保证可能是红十字会无法履行的。 　　打那以后，在将近六个月里，红十字会和卢安达政府为遣返他们回欧洲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期间他们就闲待在基加利的拘留营里。刚果的蒙博托总统要求把他们送回到他那儿去处死。可是，雇佣兵们威胁说，如果决定送他们回那儿去，他们就会赤手空拳去打卢安达的军队，夺回枪枝，杀出一条血路回国去。卢安达政府深信他们果真会干得出来的。 　　当最后决定把他们送回欧洲去时，英国领事来到拘留营，严肃地告诉在场的六名雇佣兵，说要没收他们的护照，可是他们也一本正经地告诉领事，说他们在布卡武湖时把什么都丢了。飞回伦敦以后，外交部就告知香侬和其它雇佣兵每人付三百五十英镑的飞机票钱，并且再也别想签到新的护照了。 　　在离开拘留营前，这些人被照了相，留下了指纹、记下了姓名。他们还在一项文件上签字，保证永不再踏上非洲大陆。这些文件将印成拷贝分送非洲各国政府。 　　雇佣兵的反应可想而知。每个人都是胡子拉碴的，在拘留营里好几个月没有理发，为了防备雇佣兵反抗，在那儿不许有剪刀。因此，在照片上，他们的面容是不好辨认的。他们又交换指纹，改姓易名。结果在一张身分证上有这个人的姓名，另一个人的指纹和第三个人的照片。最后，他们用了像塞巴斯蒂恩·威特比克斯和内迪·西古恩那样的名字保证永远离开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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