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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九
他把护照递了过去，那张护照的头两页中间夹着一张票面很大的钞票。这张钞票就入了领事的腰包了。随后，那个领事从各方面来检查护照。他把每一页都看了，又把它放在灯光下，翻转来看，核对反面的允许带入的金额。这样过了五分钟，香侬开始奇怪起来，不知哪儿出了差错。难道英国外交部在这张特别护照上写错了？后来，那个领事瞧着他说：“你是一个美国人。” 　　香侬这才舒了一口气，因为他看出这个人原来目不识丁。 　　五分多钟以后他获得了签证。不过在克拉伦斯机场上却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他在机舱里没有行李，只带着一只手提包。候机大楼里（唯一的一个）闷热得叫人受不了，并且到处是嗡嗡叫着的苍蝇。约莫有十来个士兵在周围闲逛，还有十来个警察。他们显然来自不同的部落，那帮警察样子很谦卑，靠着墙，几乎不互相说话，倒是士兵们引起了香侬的注意。他在填写另一份十分冗长的登记表时（和前一天在领事馆里填的那份一样），半闭着眼，留神着那些兵。他通过了健康及护照检查，这两项都由像是警察的官员来执行的，他认为他们是卡耶人。 　　当他走进海关，麻烦就开始了。一个文职人员等着他，用粗率无礼的手势让他进旁边的一间屋子里。香侬提着手提包走了进去，四个士兵昂首阔步跟在后面。这时，他觉得在他们身上有某种似曾相识的东西。 　　很久以前，他在刚果见过这种姿态，这种透出威胁来的茫然眼神，这种姿态和眼神差不多只有原始文化水平的非洲人才有。他们手持武器，一副生杀予夺的派头，根本没法预料会干出什么来。他们对情形的反应是毫无逻辑可言的，就像一枚活动的定时炸弹正在滴答作响。他目睹过刚果人打加丹加人，西姆巴人打雇佣军和刚果军队打西姆巴人这些大屠杀惨况，在此之前不久，他就注意到了那些士兵们混合着威胁的迷芒神态和莫名其妙的权力感，他们二话不说就会突然乱砍乱杀。金巴总统的文杜族士兵就是这样。 　　那个海关的文职官员命令香侬把手提包放在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上，然后动手检查起来。看来检查是很彻底的，彷佛在找隐藏的武器，直到他认出了一把电动刮胡刀。他把刮胡刀从盒子里取出来检查，试着按开关。这种“雷明顿·莱克特洛尼”牌的电动刮胡刀是充了电的，所以一开就吱吱乱响起来。那个海关人员不作任何说明就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检查完了手提包，他又做个手势让香侬把口袋里的东西统统掏出来放在桌上。钥匙、手帕、硬币、钱包和护照都掏了出来。海关人员把手伸进钱包，抽出几张旅行支票，看了看，嘴里咕哝了一声又放了回去。钱包里的钞票有两张五千非洲法郎和几张一百非洲法郎。士兵们手里抓着枪就像抓着一根棍子，他们越凑越近，耳边只闻他们在灼热空气里的呼吸声，他们一个个都好奇极了。那个桌旁的文职官员把两张五千非洲法郎的钞票塞进口袋，而士兵中有一个拿走了小额的零钱。 　　香侬瞪了海关人员一眼，那人也回瞪了他一眼，旋即撩起背心，露出九毫米布朗宁手枪，或者也许是一支七六五型手枪的枪把，那支枪插在他的裤带里。他拍了拍枪。 　　“警察局的。”他说，一直瞪着眼睛。香侬手痒痒地想照准那人的脸猛打过去，可是他心里却不住地对自己说：“保持冷静，伙计，要绝对冷静。” 　　他对桌上剩下的东西慢慢地、非常慢地做了个手势，扬起了眉毛。那个文职人员点点头。香侬收起那些东西放回包里。他觉得身后的士兵退下去了，虽然他们仍然双手握着枪，一不顺心就会挥舞起枪来，或者用枪托捅人。 　　彷佛过了很长时间，那个海关人员才向门口点了点头，于是香侬走出了房门。他能感到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到裤带上。 　　在房间外面的候机大楼里，坐这班飞机来的还有一个唯一的白人游客，那是一个美国姑娘，由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来接她。那个神父用他的一口洋土语向那些士兵滔滔不绝地解释着，麻烦才少了些。神父抬起头，和香侬四目相接。香侬微微扬起一条眉毛。神父向香侬出来的房间望去，难以察觉地点了点头。 　　机场前的热烘烘的小广场里没有车辆。香侬等待着。隔了五分钟，他听到身后说爱尔兰腔美国话的声音。 　　“我的孩子，我带你进城去好吗？” 　　于是他们坐上神父的汽车，这是一辆“大众”牌的德国小型汽车，为了安全，神父把它藏在机场大门外几码远的棕榈树丛的树荫底下。那个美国姑娘不停地抱怨着，怒气冲冲，因为有人打开她的手提包检查了。香侬一言不发，他明白他们都险些挨打。这个神父是联合国医院的，他既是神父，又兼做教会救济分发员和医生。他用理解的眼光瞥了香侬一眼。 　　“他们搜查你啦？” 　　“都搜查了。”香侬说。损失十五英镑算不得什么，他们两个都了解这些士兵的脾气。 　　“在这儿一个人必须非常小心，当然，要非常小心才好。”神父轻声说，“你找到旅馆啦？” 　　香侬告诉他没有，于是神父就开车送他到克拉伦斯唯一允许欧洲人投宿的旅馆——“独立饭店”。 　　“戈梅斯是那家饭店的经理，他是个很好的人。”神父说。 　　通常当一个新面孔在非洲某城市出现时，住在那儿的其它欧洲人就会邀请新来的人去逛俱乐部，回到他们的平房去饮酒，当天晚上还会有宴会。那个神父虽然尽量帮助，却没有来这一套。这使香侬很快了解到赞格罗的另一个情况，当地人的脾气也影响到白人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知道得就更多了，有许多是从戈梅斯那儿听来的。 　　就在当天晚上，他认识了朱尔斯·戈梅斯。戈梅斯过去是“独立饭店”前身的旅馆老板，现在他仍是这家饭店的经理。他五十岁了，是一个欧洲血统的阿尔及利亚人，是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十年前，在法属阿尔及利亚最后的日子里，他乘殖民地还没有垮台，就把生意兴隆的农业机器商店卖掉了。因为一垮台就脱不了手了。就在殖民地垮台前不久，他带着变卖所得的钱回到了法国。可是一年后，他发觉他无法在欧洲的空气里继续生活下去，于是他就寻找另一个去处。在赞格罗独立前五年，他就在那儿住了下来。那时，独立甚至已经在酝酿了。他用积蓄下来的钱买下一家饭店，几年的光景，他使这家饭店不断得到改善。 　　独立以后情况就变了。在香侬来这儿的前三年，戈梅斯被粗暴地通知说，这家饭店国有化了，会付给他当地的钞票收买这家饭店。他从未收到过钱，反正那种纸币也不值什么。不过他仍然留下来当经理，抱着侥幸的念头，盼着总有一天时来运转，他在这世界上唯一的财产，会留下一些保证他晚年的生活。他作为一个经理，管理着服务台和酒吧，香侬就是在酒吧里找到他的。 　　香侬只消提起OAS组织的旧友和老关系，那些法国外籍军团的士兵和伞兵，那些在刚果出现过的人，就会轻易地赢得戈梅斯的友谊。可是，那样就会把一个普通的英国游客的伪装抛弃了，而他应该是一个花了五天的时间从北方飞到这儿的游客，完全是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想看一看幽僻的赞格罗共和国。想到这儿，他决定一直把游客的角色扮演下去。 　　不过，等到酒吧关了门，他就请戈梅斯到他的房间去喝两杯。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机场上的那伙士兵在他随身携带的一个箱子里还留了一瓶威士忌。戈梅斯一见到酒，两眼瞪得老大。威士忌又是一种这个国家买不起的舶来品。香侬吃准戈梅斯比自己能喝。当他说起他到赞格罗来是出于好奇时，戈梅斯哼了一下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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