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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 5 　　芬吉把冰袋敷在脚上，然后用纱布包裹起来，吉多一会儿就要送她去医院检查。伯瑞·洛治威走过去和莫尼卡搭话，我本想在他离开之前进行一次采访，但这时那个从“滚石”来的名叫杰克·纽克斯特的人朝我走了过来。 　　“我想在这段时间寸步不离地跟着你一起工作，不知你是否同意？” 　　“只要你别跟着我回家，我就同意。”我说，“你知道我们正在拍什么吗？” 　　“兰娜·霍华德告诉我一些情况，刚才吉多又跟我详细讲了一下。” 　　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看起来没什么恶意，脸上胡子拉碴，衣服似乎已经几天没换了，脚上穿一双牛仔靴——是路易斯牌的，曾经很流行。他上身穿了一件蓝色工作衫，袖子挽到胳膊肘，身后还背着个破烂的背包。当兰娜告诉我他准备来这儿时，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他一定很招人烦；第二个想法是：把他推给吉多。但是现在芬吉受了伤，我得考虑重新安排这个人了。今天下午，我需要完成芬吉记录“在案”的好几件事情，也就是说，我必须单枪匹马去做好些自己从没做过的事。而且更为麻烦的是，我还要到好几个繁杂的娱乐场所去，而吉多又是一个很讨女人欢心的人，所以，除非迫不得已，我是不会带吉多去的。 　　考虑到杰克·纽克斯特可以陪我一起去，于是，我拉开吉多的吉普车车门，并邀请杰克和我一起坐到后座上。吉多开车把我们送到我停车的杂货铺门前，然后带着芬吉向医院驶去。 　　从吉多的车上下来时，我心情挺不错。吉多在车上不停地抱怨布兰迪没安排好电力供应，以致错过了最佳拍摄时问。“拍摄黑白片时，一定要抓住时机，光线是至关重要的。”他说。 　　芬吉好像并不介意他说什么，对她来讲，吉多的话似乎总是正确的。 　　我请杰克上了我的车，他边系安全带边说：“芬吉的脚好像痛得不厉害。” 　　“她去医院检查就用不着参加接下来的那个烦人的采访了，采访对象是一个名叫萨尔·伊波里托的小老板，他开了一家名叫‘热舞’的俱乐部。”我边说边发动了汽车，“你会喜欢那儿的。” 　　“‘热舞’俱乐部？”杰克有些茫然地问。 　　我学着那家俱乐部广告牌上的话说：“这儿有好多一流的漂亮姑娘，她们全都是国色天香。” 　　杰克笑了：“恐怕这些广告词只对一部分人起作用。” 　　“可能是吧。”我看到绿灯亮了，便开车驶过路口，“在我们采访前还有一些时间，你想四处逛逛吗？” 　　“随你的便，我跟着你好了。”他把一盒空白磁带插入录音机。 　　我把车拐入曼彻斯特大街，对杰克介绍说：“如果从这个杂货店开始以半英里为半径统一圈的话，就能路过第七十七街警局和发现弗兰迪尸体，也就是共和军被消灭的那间房子，以及弗兰迪最喜欢去的酒吧。我希望我的影片能把这四个地方联系起来，这种拍摄技巧并不容易，如果想把这样的节目搬上荧屏，简直跟发现弗兰迪的死因一样难。我打算用直升飞机来试拍，看看航拍能否达到这种效果。” 　　“你在这儿说了算，是吗？”杰克笑着问。 　　“当我工作时如此。” 　　“我们现在去哪儿？” 　　我说：“我想看看共和军搬到郊区前借以藏身的那所房子。” 　　杰克拍了拍衬衣口袋说：“抽支烟可以吗？” 　　“最好别抽，这个城市的空气已经够差了。” 　　杰克什么也没说，把手从口袋上放下来，看着窗外。 　　我从曼彻斯特大街街角驶过四个街区，来到八十四大街，在西833号门前停下车子。 　　在共和军搬到这里并被消灭在另一间房子后，也就是联邦调查局派人包围并袭击他们之后不久，八十四大街的这所房子就换了主人。屋子原来的木板外被涂上了白水泥，所以现在这间屋子看起来就像一个被冻坏的柠檬蛋糕——没有一个拐角是垂直的，矮小的门廊也破烂不堪，好像天一热，它就会化掉一样。 　　我把车门玻璃摇下来，说：“这就是共和军用来藏身的地方，弗兰迪也是在这儿被杀的。” 　　他仔细观察着这间屋子，然后问道：“是共和军杀了弗兰迪吗？你认为这种可能性大吗？” 　　“有这种可能。”我说，“从我一开始调查这件事起，共和军和弗兰迪的死因之间的联系就让我感兴趣，这很有可能是他们干的，这种可能性比其他的——比如情杀、仇杀或他妻子为了保险金而杀他等原因更让人相信。对我来讲，共和军是一个比较熟悉的话题。据我所知，芭蒂·海斯特也是在1974年1月被他们绑架的。” 　　“我对警察被杀的事没什么兴趣。”杰克耸了耸肩，毫不在意地说，“我一般只关心比较重大的事情。” 　　“不是我让你到这儿来的，杰克，是你来找我的，你的车在哪儿？如果你能马上下去的话，我不胜感激。需要我给你的上司写个便条吗？跟他说明是艺术观点不同才让你回去的，免得你挨上司的骂。” 　　“哦，不，”他赶忙道歉，“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我很愿意听听这个故事。” 　　杰克打开他的背包，拿出一架尼康相机，说：“我想拍几张这房子的照片，我们还有时间吗？” 　　“有。”他们会因照片而付给他更多的钱吗？我这样想，同时告诉他，“我们还有5到10分钟时间，拍吧！” 　　我们下了车，杰克从不同角度进行拍摄。我靠在车上，很想进去看看屋子里到底是什么样子。虽然我根本不可能进这屋子里拍摄我的剧本，但是我可以重新制造出这样一个场面：芭蒂·海斯特和另外两个生存者——威廉姆和艾米莉·海瑞斯一起走出那黄色的屋子，然后告诉我那天晚上罗伊·弗兰迪都遇到了哪些事情。 　　我开始觉得整个拍摄过程对我来说太个人化了，甚至有些失去了客观性。 　　1974年，芭蒂·海斯特还是一名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生，我的父亲巴克利是那所大学的一名教师。那时，我经常在校园里的一片小树林里玩，那片树林是以芭蒂的曾祖母——弗比·艾伯森·海斯特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娜·罗德菲是她的女儿，也是这所大学的奠基人。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海斯特家，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芭蒂，直到那次她毫无防备地被共和军绑架。 　　那些所谓的共和军成员只不过是几个中产阶级的孩子，他们的头儿是个十足的骗子，名叫多纳德·德夫里兹，在一次工人造反活动后，他称自己为“辛基”。他教新成员们如何宣誓，如何用枪，还带领他们从事叛乱活动。 　　虽然那些共和军成员都是大学毕业生，而且家庭情况都不错——他们的父母都是医生、教师、富商、经理或工程师之类的，但是他们却都一事无成，最后还被坏人所利用。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缺少家人的关心，得不到家庭温暖，甚至没人教他们做人的道理。 　　比如说南茜·琳·帕瑞，她家境原本不错，但她自己却不争气——先是嫁给一个没什么成就的音乐家，后来两人一起染上了毒瘾。为了弄到买毒品的钱，她不惜出卖自己的肉体，还学会了小偷小摸。后来共和军帮她戒除了毒瘾，但是却把她引上了另一条犯罪的道路。上高中时，南茜曾当过啦啦队的队长，此后，她又成了共和军的领导成员之一。 　　据说南茜在加入共和军后总是十分兴奋。在杀害奥克兰公立学校的校长马库斯·福斯特时，她竟然大笑不止；在芭蒂的绑架案中，她杀死了芭蒂·海斯特的情人，当时同样也是开怀大笑。 　　弗兰迪被杀那天，附近的人们曾听到六声枪响，随后看见一辆1968年或1969年生产的里维埃拉牌轿车从弗兰迪被发现的房子那儿扬长而去。有人还看见车内坐了大约三四个人，当车开走时，车内有人正开心地大笑。 　　芭蒂·海斯特只比我大几岁，当她被绑架时，她正跟情人住在一起。我家离他们住的地方很近，我当时很害怕，不知道她遇上了什么事。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无辜的女孩被恐怖分子绑架了，她的父母几乎痛不欲生。几个月后，当我听说芭蒂参与一起银行抢劫案时，我几乎难以相信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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