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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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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布兰迪的人给你打过电话。”他看见我说。 “他听起来怎样？” “他好像喝醉了。” “今晚他再来电话，你帮我接一下好吗？我不想现在和他谈，等他清醒后再说吧。” “你想让我帮你应付他吗？你们怎么了？” “其实也没什么，他把事情搞糟了，所以兰娜解雇了他。” “现在我倒成了你的秘书了。” “你不帮忙就算了，我可以把电话接到留言机上。” “如果来电话时我在旁边，我肯定会接的，但是我要修一下凯茜房间的下水道。”他舀起一勺褐色的东西问，“这是什么？” 我看着桌上盘子里的东西，努力地回忆我点过什么菜，因为这东西看起来就没胃口，而且从没吃过。麦克递给我一杯冰镇的白葡萄酒，我抿了几口后，觉得自己又饿又累，所以也没在乎是什么菜，随便吃了几口。 “多谢你的酒，麦克。”我说。 “还有你的吻，麦克。”他模仿我的口气细声说。 “多谢你的吻，麦克。”我跟着他说，然后我走过去，拉起他的衬衣，把我湿湿的手放在他温暖的后背上，用我的鼻子轻轻碰他扎人的脖子，“我想饭前洗个澡，好吗？” “停水了。”他说。 他跟我说过凯茜房间下水管的事，这儿总有一些基础设施需要修理。我只能用瓶装水洗了洗脸和手，然后又回到桌边。 麦克说：“我跟凯茜通过电话了，她一切都好，而且还很高兴。” “我想她。” “她会适应那里的。”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特别想她。” 他冲我眨了眨眼睛，做出滑稽的样子逗我：他竖起脑袋，鼓起腮帮，然后眯起眼睛，眼角的皱纹全都叠在了一起，像个老寿星一样。我忍不住笑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我只想马上扑到他怀里，让他抱住我不放。 吃完饭后，我们把桌子收拾好，把碗碟先放进水池里，等到有水时再洗。 我们一起走出厨房。“你今晚带我去见安冬尼·刘易斯吗？”我问他。 “我想先把水管修好再说。” “那就晚了。” 他吻了我肩膀一下说：“安冬尼·刘易斯哪儿也不会去，只有天黑后他才会出去和舞女鬼混。” 说到这儿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格罗莉亚·马库斯也会参加海克特的葬礼吗？” “她敢去，我就杀了她！” “那样的话，我就可以把这一幕也拍下来。” 麦克上楼修水管去了，我则走进工作室为我对安冬尼的采访做准备。 1974年，安冬尼·刘易斯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在圣·昆延被关了九年，出来后他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麦克是通过缓刑处才找到他——他住在一个闹市区东部的精神病过渡疗养院里。 我先给吉多打了一个电话。 “今晚我们要去安冬尼那儿。”我说，“我想能有个人帮我拍摄。” “我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那地方可能又小又暗，麦克会和我们一起去，还会带上枪。” 吉多“啊”了一声，显然有些吃惊。 我和吉多曾在一起工作多年，负责一系列国际新闻工作，而且每一次进行得都很顺利。在萨尔多丛林中的一次事故之后，我改行做别的了，而吉多还继续做他的工作。他一直记着我，经常给我写信，并且每年都给我寄圣诞卡。后来，他也改变了主意不干了，起初，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电影学院任教，接下来我聘用他做了我的摄影顾问，他的学生也作为实习生参加我的节目。现在他有稳定的收入，体面的社会地位，很有责任感，仍然像小伙子一样，做事风风火火。他说他会在一小时内赶到我家。 在吉多来之前，我拿出警方关于安冬尼·刘易斯的文件。他曾因弗兰迪的凶杀案被查过，因为在70年代中期，他曾经诱引并袭击过五名警察，杀死其中三名，重伤一名。而且警察并不是他攻击的惟一的目标——他还杀过两名大学生，还用砍刀砍伤过一名。 刚开始时，警方四处寻找能把刘易斯和弗兰迪的死联系起来的线索，但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私人关系。随后，警方又开始寻找政治原因。他们调查了安冬尼·刘易斯和一些反对警方的反动组织之间的潜在联系，从黑人穆斯林到一些守旧的党派发现了一些线索。 刘易斯的家被搜查过，并没有什么违法的东西。他们很穷，但是生活却很稳定。我不知道审判机关有没有确认刘易斯是否有犯罪动机，我甚至怀疑刘易斯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许他心里正在想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假设一个警察被杀，他的同事们应该会像疯牛一样，不顾法律的约束四处搜查。但是事实却相反：搜查进行得非常谨慎、彻底，丝毫不漏，调查弗兰迪案件的警察从各个方面想把安冬尼·刘易斯联系到这个案子上，他们从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嫌疑犯，他们一开始就把他当成凶犯来分析。 我拿着文件慢慢踱来踱去，看警方写的那些稀奇古怪的报告。 安冬尼·阿瑟·刘易斯，1952年2月22日出生于洛杉矶，母亲名叫奥菲莉亚·金西，是一个单身女人，共生过五个孩子。金西夫人靠救济金生活，是这个家的顶梁柱。 安冬尼·刘易斯于1970年从公立高中毕业，他的每门功课平均都在3.2分以上，这在当时是很不错的成绩。他向几所本地的大学申请奖学金，但都没成功，后来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里德大学录取了他——那所学校是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专门收取成绩不优秀的学生。他在1970年9月至1972年5月期间在那儿学习，之后被开除。他的成绩单上写着：对待学习没有积极性。 里德大学并没有什么好名气，那只是一所很普通的学校。在与那儿的学生及他的老师的交谈中并没有发现刘易斯与什么反动组织，包括黑色穆斯林有什么关系，别人都说他是一个很喜欢孤独的人，没有什么亲近的朋友。 1972年被学校开除后，刘易斯回到洛杉矶，接下来就很少露面。他母亲也很少看到他，他经常变换工作。从1972年7月到1974年7月，他共做过五份报酬很低的工作。他的同事说他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只有恼怒时才有所不同。有两次，他因与主管发生暴力冲突和对抗而失业，他的老板也因他过去的事而蔑视他。那年七月份以后，他对找工作已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对社会及政府开始持仇恨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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