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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我觉得他的话，简直近于不伦不类。莫非这个消息的刺激太剧烈了，他的铁一般的坚定的神经，也承受不住，竟会因此而丧失了它的常度？我还找不出安慰的语句，他忽然说出几句比较有条理的话来。 　　“包朗，我现在马上要到警厅里去，瞧瞧那位厅长大人。你不必跟我去。”他向我的脸瞧了一瞧，又笑着说：“你放心，我决不会跟他闹翻。我衣袋里虽有手枪，也决不会乱用。你还不了解我，我的神经跟你一样健全——也许比你更健全些。我所以不让你一块儿去，因为我还要你担任其他任务。” 　　我问道：“那么，你要我做什么？” 　　霍桑道：“你再过半个钟头，就到王丽兰家里去，先把老毛的皮鞋量一量。” 　　“好，这个容易。以后还有什么事？” 　　“第二步，你，请那老头儿李芝范，叫他在楼下客室中陪你谈话——喂，你须记着，你跟他谈话的地点，应得在会客室里面。还有两个条件，你得把会客室的门开着，还须把那钢窗上黄色的窗帘拉下。” 　　我又觉得有些突兀，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霍桑早已移动脚步向门口走去，一边答道：“这个你姑且别问，我没有功夫解释。”他已迅速地走下阶沿。 　　我也追着随出去，“喂，霍桑，我跟李芝范谈些什么？我们经过的事情，也可告诉他吗？” 　　霍桑走出了大门，已在着手开他汽车的门。他简单地回答：“你可以问问他儿子守琦的事。”他已跳上汽车，一刹那间，那车子已轧轧地开走了。 　　我回到霍桑的办公室中，心里感觉到搔摸不着的懊恼——对于案情的悬疑，出我意外的情报，和霍桑交托我的没有目的的任务，都是这懊恼的成因。这时恰巧二点三十五分。霍桑叫我再过半个钟头到王家去，那我不能不设法消磨这难捱的二十五分钟。我坐在沙发上，烧着了一支纸烟，默默地把这案情推想一番，希望可能地找得一个答案。霍桑一再说这案子内幕的复杂，眼前看来，那真是没有疑问的。从这案子的逐步发展上看，不能不说这侦查因已逐渐缩小。第一个嫌疑人当然是余甘棠，现在据余甘棠自己的供述，假使不是虚构，显见他不是主凶。据我观察，他的声容态度和他的话，的确不像出于虚构。那么，他应当从嫌疑圈里剔除出来了。 　　但霍桑为什么还要拘留他呢？第二个嫌疑人陆健笙，霍桑也认为他不会打死王丽兰。但他的皮鞋和尸屋中的甲印相合的一点，还是一个难解之谜。第三个嫌疑人赵伯雄，当然是最可疑了。他的行动已有种种切实的证明，别的莫说，但瞧那一粒穿过王丽兰胸膛的子弹，还有一粒在亚东旅馆里打霍桑的子弹，都是显明的铁证。本来我们仅可把嫌疑圈收缩到他一个人身上，再进一步，就可以宣告结束。可是现在情势又变动了。他已给崔厅长释放了！而且又剖明王丽兰的死不是枪伤而是刀伤！那么，崔厅长就凭着这个理由释放他吗？不过这举动究竟不合法理。他就是不是凶手，但明明有过行凶的事实，而且他又打过霍桑，无论如何，在法理上他总有应得之罪。他怎么可以擅自把这个人释放？ 　　我弹去些烟灰，默默地吸了几口烟，不禁叹了一口气。我不能不承认我国的政治，有一部分的确还不曾走上正轨。因为民治的精神，在乎人人守法。身为官吏，一举一动，更不能随意超越法律的范围。崔厅长平日虽没有恶劣的政声，但此番的举动，显然是违法的。霍桑此番去见厅长；当然也着重在这一点。他虽保证他不会跟厅长冲突，我却真有些儿为他担忧。 　　我又想到霍桑临走时叫我跟李芝范谈到他儿子守琦的事。这守琦霍桑早就把他排列在嫌疑圈里，不过缺乏事实的根据，仅仅有一个理想。刚才据安娜说明了他和丽兰还有婚约纠纷的关系，他的嫌疑自然突然间加重了。老毛虽说他昨天一早就回到苏州去，这事实还没有证明。他尽可能假说回苏州去，实际上却藏匿在什么地方，到了昨天夜里，冒着雨到丽兰家里去行凶。不过这件事实我要向他的父亲李芝范去查问，一定也没有效果。第一，这老头儿也许不知情；第二，就是知情了，他也决不会把儿子的罪行干干脆脆地告诉我。 　　我丢了烟尾，又推想发案的经过。起先我们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枪声发作以后，时间上凶手来不及再走进去盗取丽兰身上的首饰。现在就可以假定、那个真正的凶手，分明在打枪以前就用刀刺死丽兰；刺死以后，拿了首饰出去；那时以后，赵伯雄才站在短墙外面开枪；这样，时间上的矛盾，的确可以解除了。不过那个用刀行刺的凶手是谁？果真是李守琦吗？还是见财起意，凶手竟是老毛？或者竟是那李芝范或金梅？但行刺时丽兰怎么没有挣扎，也不发呼救的声音？并且桌子上还有余酒，好像伊很客气地招待那凶手，这也是解释不通的。老毛那双脚上的皮鞋，的确很像那个甲印。如果是的，他又为什么秘密地进去？因为据他的自供，并不曾承认这一点。那么，行凶的可会竟然是老毛？ 　　我的手表上已指三点钟。我便放弃了这没结果的推想，关照了一声施桂，便出发向王家去。我坐在黄包车上，还踌躇着见了那李芝范怎样措辞。因为我要查访李守琦的行动，也不能不小心一点，免得引起他的疑忌。不过我这心思也是白费的，我虽构成了几种谈话的步骤，实际上竟毫无用处。 　　我在青蒲路二十七号门前停车的时候，瞧见大同路的转角站着一个身材瘦小穿黑衣的人。这人一瞧见我下车，就慢慢地走开去，模样儿有些可疑。这个人好像是派在那里监视的探伙，不过我不认识他。我并不顾忌，就推开了那盘花的铁门走进去。那铁门虚掩着，我推门时动作很轻，走到里面，也不见人。客室中的黄纱窗帘密密地下着，静悄悄地没有声息。我先向右手里老毛的门房瞧瞧，那门关着。我就直接走到门房门口，用手指在门上弹了两响，没有回音。我顺手把门钮一旋，也是虚掩着没有下锁。老毛不在里面，那双污旧的黄皮鞋，却留在一只小方桌的底下。我走进去拿起一只皮鞋一瞧，鞋底上已有一个洞，我从衣袋中摸出软尺来一量，果真是十一英寸六。 　　这个发现，又不能不使我感到惊喜。原来这老毛也是有关系的！可是我刚才把皮鞋放在原处，回转身来，正要退出门房，骤然间瞧见那头发花白的老毛正站在门外，一双小而圆的鼠目，惊异地向我凝视。他的脚上已换了一双黑哔叽蒲鞋面鞋子。接着他张开了缺齿的嘴唇向我开口了。 　　“先生，你——你——”他分明要问我在他房里做什么，却因着有所顾忌而不敢直截地说出来。 　　我答道：“老毛，我来找你。” 　　“找我？有什么事。” 　　我觉得有些难于回答，我当然不愿把察验他的皮鞋故事就告诉他。我含糊地说：“你在里边做什么？” 　　老毛等了一等，答道：“我在接电话。有个鲍玉美小姐，来约王小姐叉麻雀呢——这鲍小姐也是王小姐的好朋友，伊还不知道王小姐已被人打死。我把这消息告诉了伊。伊说就要到这里来哩。”他顿了一顿，向我瞧瞧，似觉得我不很注意他的报告，便重新提出他先前的问句。“先生，你要找我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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