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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
从海里打捞上来的不是模特儿人形，而却是真正的姬田。不言而喻。在我们目击到这场假坠落之前，姬田已经被人在同一悬崖上推下去了。这以后才又演出了这场木偶坠崖戏。至此，杀人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完毕。而当我们离开别墅二楼的窗户时，那个穿灰色大农的男人用系在模特儿脖颈上的细绳把它从崖下拉上来，分解以后装回那个大皮包，悄悄地溜走了。 　　分析到这儿，那些细微的情况渐渐地也弄清了。那男人拎着皮包返回热海站的时候，茶店已经关门。茶店一般在五点左右关门，那天晚上一直开到五点二十几分。而拎皮包的男人是比那还晚才回来的，所以茶店的女招待根本不可能看到他回来。 　　那么，那个叫依田的农村青年看见的穿灰色大衣的男人又是谁呢？那个男人不是和姬田一起向悬崖方向走了吗？稍加考虑就会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疏忽。乡下的青年没有手表，因此他不知道那两个人走过时的确切时间。而调查者也没有留意这一点，他们误把穿同样灰色大衣的两个男人看作是一个人了。青年看到的那个人没有拎皮包，如果解释为此时皮包被放在别的什么地方了也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事实上茶店女招待和乡下青年看见的戴礼帽、穿大衣、戴眼镜、留小胡子的人根本不是一个人，而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用的是同一种装束和打扮。如果不认为是两个人就不合乎清理了。那么，乡下青年看到的是谁呢？那就是真正的凶手大河原义明，也就是我的丈夫。 　　仅有那一天，丈夫是自己开车去的高尔夫球场。在回来的时候，他把车停放在距鱼见崎较远的森林中，去见预先约好的姬田，并一同到悬崖上散步。丈夫的替换衣物中有灰色大衣和礼帽，他把这些衣物带在车上更换是可能的。胡子和眼镜也一定是事先准备好的。 　　姬田爱我但也很尊敬丈夫，这事对他来说一点也不矛盾。他把丈夫看作是超越一切的伟大人物。所以只要是丈夫说的事，无论什么他都肯干。如果丈夫约地傍晚在鱼见崎会面，他一定会如约前往。假设丈夫让他不要把约会之事对任何人讲，他会连我也不告诉的。于是，丈夫在与他谈笑之中把他带到那棵松树下，又于谈笑之中抓住机会把他推下悬崖。然后自己返回停车处，若无其事地驾车回到了别墅。 　　从丈夫回到别墅到在二楼窗前看望远镜，大约有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差。所以真正的杀人事件应该是在五点十分前的五十分钟左右，也就是说大约在四点二十分左右进行的。乡下青年看到两个人走过去的时间一定是在比这个时间还要早几分钟的时候。无论是乡下青年还是调查者都搞错了时间，忽略了这五十分钟的间隔。而在头脑中同样的灰色大衣和礼帽这一概念过强，所以疏忽了时间差。 　　这样，我丈夫就成了从远处目击此案的目击者。若把远离现场的目击者看作是杀入者似乎是不可能的。这就形成了物理上的不可能。昨晚我一夜未睡，在床上辗转反侧，想着这些事。当我最终得出丈夫就是杀人凶手这一结论时，惊恐得几乎要大叫起来，同时，更为我的推断而惊叹。 　　躺在身边的丈夫背对着我，像是睡着了。也许根本没睡，正在担心害怕。也许和我一样处于极度的思虑之中。可是他的身体一动不动，喘息也很平稳。因此，我的深思熟虑没有受到丝毫妨碍。夜渐渐地深了，可我的大脑却越发清醒。一个个设想不断地涌上心头。 　　如果丈夫平日不是侦探小说通，不是犯罪学者，而我也不受其影响狂热地沉醉在丈夫的那些藏书中，决不会产生如此推断的。丈夫也就不会受到如此可怕的嫌疑了。不幸的是丈夫具备策划出如此复杂阴谋的心术，而我也具备推断这种阴谋的能力。 　　那么，这场可怕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呢？原因当然是在我这儿。姬田夺去了丈夫所爱的妻子，他要复仇。他对我依然如故，看不出有丝毫的不满，他只惩罚他的情敌姬田。我认为丈夫是高深莫测的了不起人物，可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到他对我的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却以钢铁般的意志巧妙地把情敌杀掉。他竟是这样一个可怕的人，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我现在的内心世界，我的整个人生都忽然间变得畸形了。我无时不被惊恐冲击着。 　　我敬畏我的丈夫。我把他作为伟大的人物敬爱着。我对他的爱是超越一切的。尽管其中伴随着与人私通的不贞，但我对丈夫的爱情却丝毫没有改变。男女间的爱情有两种，一是超越了一切的永恒的爱；一是肉体的瞬间的爱。这两种爱情是有区别的。我认为瞬间的爱是无法破坏永恒的爱的。 　　我自认为丈夫那含蓄而深沉的爱，无论我做什么都不会因此而淡薄。我坚信这种超越万物的博大的爱。当然，我是瞒着丈夫爱这些青年的，但在我的内心一直认为即使是丈夫知道了这一切，也不会弄到不可收拾的局面。所以，我从未把这种事放在眼里。丈夫总是高人一等，我深信他不会因为爱情上的纠葛而走下那高高的台阶，与我一般见识。 　　的确，丈夫对我的爱情并没有因此而淡漠。他知道的也许不只是一个姬田，我和村越、庄司的情事他也早有察觉。虽然他对这些事了如指掌，但对我的爱情仍是一如既往。从这一点来看我所深信的事情还没有错。然而，丈夫尽管强烈地爱着我，却一点也不宽容我所爱的人。在这点上我原来的估计是大错特错了，也是无法挽回的失算。尽管如此。无论说丈夫是怎样的犯罪通，又是如何精心安排了这次杀人事件。但是，这样恐怖的计谋要想不让人怀疑是痴心妄想的。 　　在悬崖上操纵木偶的男人是谁呢？那就是村越。如果不是他，在他的那位画家朋友的房间里就不会出现带针眼儿的模特儿人形。 　　丈夫一定查明了村越和我的关系，然后利用这一把柄来威胁村越，迫使他充当了杀人帮凶。如果村越违抗丈夫的意志就会身败名裂，从而毁掉自己的一生。丈夫一定把我和姬田的关系也告诉了他。他无路可走，以致参与了致姬田于死地的阴谋也是不无道理的。在姬田死后，村越很不愿意与我约会的理由也因此而得到了证明。我曾三次约他都被拒绝了，偶尔见面他也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曾走嘴说出“我也许被杀”的话来，而且，他所担心的事果然成了现实。他也被人杀掉了。 　　村越在丈夫的胁迫下履行完操纵木偶人形的任务后，急忙把分解了的木偶及木偶穿的西装和望远镜等装回那个大皮包，然后仍化着妆回到了东京。而且多半是直接到画家那里去了。他在那儿换了衣服，卸了装，把皮包和灰色大衣的处理委托绘画家，他则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公寓。 　　然而，村越有在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姬田事件发生的当时他正在歌舞伎茶座，和我们家里的种田富婆婆见过面，有确切的证人。但这些都是制造证据的名手。我的丈夫亲自筹划出来的。那是假证，我想是那个画家受到了村越的委托，穿着村越的衣服去了歌舞厅茶座。而在人群嘈杂的走廊上和种田富婆婆打了招呼，这会很容易地蒙混过视力不佳的种田富婆婆。丈夫在事先一定已了解到婆婆那天要去看歌舞伎表演的。丈夫那可怕的狡黠会把一切都考虑得十分周全的。 　　画家大概把村越放到他那儿的灰色大衣，礼帽和皮包等都拿到了卡住的旧物市场，卖给了旧物“店。皮包中那件很像姬田穿的西服可能也在那儿卖掉了。只剩下模特儿是卖不掉的，所以索性把它放在了根柜上做装饰品。一定是认为把它摆在破旧的石膏像等物品当中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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