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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
第十五章 落幕 　　赫尔克里·波洛先生坐在一张很大的单人沙发里。壁灯已经关掉，只有一盏玫瑰色的灯照在沙发里的这个人身上。这似乎有某种象征意义。他独自坐在灯光之下，另外三个人是波洛的听众——查尔斯爵士、萨特思韦特先生和蛋蛋·利顿·戈尔，他们坐在灯光外的黑暗里。 　　赫尔克里·波洛的声音朦胧如梦。他似乎在对着空中而不是对着他的听众演讲： 　　“弄清犯罪真相，这是侦探的目的。为了弄清犯罪真相，人们必须积累一个又一个的事实，正如我们在玩建房卡片游戏时堆积一张又一张的卡片。如果事实不成立，就如卡片失去了平衡。于是，你必须重建房子，否则它就会倒塌…… 　　“正如我前两天所说的，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思维：有戏剧性的思维，即创造性思维，它主张现实可以用机械的设备制造出来。还有一种对戏剧表演反应敏捷的思维或青春浪漫型的思维。最后一种，朋友们，那就是散文式的思维，这种思维看见的不是蓝色的大海和含羞草，而是舞台背景上绘制的黑布。 　　“于是我来了，我的朋友们，来侦查８月份谋杀斯蒂芬·巴宾顿的案件。 　　那天晚上，查尔斯·卡特赖特爵士提出了他的观点：说斯蒂芬·巴宾顿是被谋杀的。我当时没有同意这个观点。一、我不相信像斯蒂芬·巴宾顿这样一个人竟会被谋杀。二、我不相信，在那天晚上的客观环境下，对某一个特定的人下毒会有什么可能。 　　“现在，在这儿，我承认查尔斯爵士是对的，是我错了。错就错在我是从一个完全虚假的角度来看待这次犯罪。就在二十四小时之前，我突然发现了正确的视角。现在我要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斯蒂芬·巴宾顿被谋杀既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不过，我想把这事暂时放一放，先带你们沿我踏过的小路一步一步往下走。我把斯蒂芬·巴宾顿之死叫作我们演出的第一幕。当我们从鸦巢屋退场的时候，幕也就落下了。 　　“这场戏的第二幕，是从萨特思韦特先生给我看有关巴塞罗缪爵士死亡的报道时开始的。事实顿时明朗，查尔斯爵士判断正确，我判断错误。斯蒂芬· 　　巴宾顿和巴塞罗缪·斯特兰奇爵士两人都是被谋杀的。两次谋杀是同样一个犯罪案件的两次作案。后来，第三次谋杀——杀害德·拉什布里杰太太完成了整个作案系列。因此，我们需要形成一个非常理性的观点，就是把三次死亡事件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合情合理、一目了然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三次谋杀都是同一个人所为，而且，这个人有利可图。 　　“现在我必须说，困扰我的事情是，为什么谋杀巴塞罗缪·斯特兰奇爵士会在谋杀斯蒂芬·巴宾顿之后。如果按时间和地点的差异来观察这三次谋杀，很有可能，巴塞罗缪·斯特兰奇的谋杀案，我们可称之为中心犯罪事实，或者主要犯罪事实。其他两次谋杀案在性质上可称为次要犯罪事实。那就是说，这个结论是从这两个人与巴塞罗缪·斯特兰奇爵士的关系中得出的。然而，正如我过去说明的那样，人们犯罪都不是随心所欲的。斯蒂芬·巴宾顿先被谋杀。 　　因而，第二次谋杀好像是缘于第一次谋杀。据此，第一次谋杀似乎是整个事件的关键。 　　“到那时为止，我仍然倾向于概率论的观点，以致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我头脑里形成。是否有这种可能：巴塞罗缪是被预谋杀害的第一个牺牲者。而巴宾顿先生中毒只是一种失误？然而，我被迫放弃了这种观点。凡是认识巴塞罗缪·斯特兰奇爵士的人，不管对爵士熟悉到什么样的程度，都会知道他有厌恶鸡尾酒的习惯。 　　“还有一种意见：凶手毒害的对象是第一次宴会的另外一个人，可却错把斯蒂芬·巴宾顿给毒死了。我找不到支持这个意见的任何证据。因此，我不得不回到原来的结论，即杀害斯蒂芬·巴宾顿肯定是有预谋的。马上，我又遇到了一块很大的绊脚石——这个结论明显是不可能成立的。 　　“人们总是带着最简单、最明显的观点去开始查询。假设斯蒂芬·巴宾顿喝下了有毒的鸡尾酒，那么是谁才会有机会在鸡尾酒里下毒呢？乍一看，我以为能干这事的只有两个人，比如说兑酒和拿酒杯之类的人：查尔斯·卡特赖特爵士自己和客厅女仆坦普尔。尽管他们两个人都有可能将毒品放入酒杯，但他们两人没有谁能够有机会安排将哪一个酒杯送到巴宾顿的手中。坦普尔可以熟练地从托盘里递送酒杯，最后剩下那个有毒的酒杯，然后递给他，因此她可能作案（不容易，但可以做得到）。查尔斯爵士可以别有用心地拿起那一个酒杯，然后递给他，因此他也可能作案。但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只有偶然的机遇才会把那杯有毒的酒送到斯蒂芬·巴宾顿手中。 　　“查尔斯·卡特赖特爵士和坦普尔都接触过那些鸡尾酒。但是他们两人有谁参加了梅尔福特修道院的宴会？都没有。谁最有可能调换巴塞罗缪的葡萄酒杯？是那个潜逃的管家埃利斯以及他的助手客厅女仆。但是，听着，客人中有人作案的可能性，也无论如何不能排除。这要冒险，但有可能，因为参加别墅宴会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溜进客厅，将尼古丁放进葡萄酒杯中。 　　“当我在鸦巢屋加入你们的行列时，你们已经去过鸦巢屋和梅尔福特修道院两次招待会，并且写下了所有客人的名单。现在我可以说，列在最前面的四个名字：戴克斯船长及夫人，萨克利夫小姐和威尔斯小姐，我立刻就排除了。 　　“这四个人事先绝没有可能知道他们会在宴会上碰见斯蒂芬·巴宾顿。施放尼古丁毒品的手法是经过精心策划的，绝不可能一时心血来潮就能做到。名单上还有三个人——玛丽·利顿·戈尔夫人、利顿·戈尔小姐和奥利弗·曼德斯先生。虽然可能性不大，但还是有可能。他们都是当地人，可以设想都可能有除掉斯蒂芬·巴宾顿的动机，而且可能选定开宴会的那天晚上将他们的阴谋付诸实践。 　　“另一方面，我没有发现他们中有任何人实际上已经作了案。 　　“我想，萨特思韦特先生的推理在很大程度上跟我的一样。他把嫌疑放到奥利弗·曼德斯身上。可以说，小曼德斯在当时还是最有可能的嫌疑人。在鸦巢屋那天晚上，有种种迹象表明，他处于高度的精神紧张之中。由于他个人处境艰难，对生活有某些扭曲的观点，又正值不稳定的年龄。事实上，他曾经与巴宾顿先生争吵过，或者说他对巴宾顿先生表现出一种憎恶的情绪。然后，梅尔福特修道院发生的事情让人感到奇怪。接着又发生了他收到巴塞罗缪·斯特兰奇来信的不可思议的故事，还有威尔斯小姐证实他持有一张有关尼古丁中毒的剪报。 　　“就这样，奥利弗·曼德斯的名字显然被排在七个嫌疑人的名单之首。 　　“但后来，我的朋友们，一种奇妙的感觉出现在我的头脑里。那个作案的罪犯必定是两次宴会都在场的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也是合乎逻辑的。换句话说，他出现在七人名单之列。不过，我有一种感觉，这种明显的事情，是有人有意安排得如此显眼。这是一位头脑清楚、思维缜密的人才有可能想到的。 　　我意识到我实际上看到的不是现实，而是一块艺术加工绘制而成的布景。这个确实精明的罪犯已经认识到出现在名单上的任何人都必然会成为嫌疑人。因此，他，或者她，就有意不让自己出现在名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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