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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九
“我想我也看过这部小说，”雷恩回答，坐在布鲁克身旁的德威特也跟着点头。“时间这个概念，正如多年来科学所告诉我们的，是相对的。我们就以梦做例子——往往我们醒来，觉得整个睡眠的期间都做着梦——然而，一些心理学者告诉我们，做梦的时间其实极其短暂，是发生在无意识的睡眠和醒来恢复意识交接的那一瞬间，短短的一瞬间。” 　　“我也听过这个说法。”亚罕说，他坐德威特和布鲁克对面，脸向着两人说话。 　　“我真正想的是，”布鲁克说——他又转过头看看德威特——“这种特殊心理现象的某种应用问题。约翰，我忍不住好奇——我相信其它人也和我一样——今天，在宣判那一剎那，你脑子里想到的究竟是什么？” 　　“也许，”雷恩体贴地拦阻，“也许德威特先生不想再谈这个。” 　　“正好相反，”这个矮小的证券商这会儿两眼发亮，脸上表情鲜活无比，“那一刻所带给我的，是有生以来最特别的一次经验。我想，这个经验正可充分支撑毕亚士的小说宗旨，也完全符合雷恩先生所说有关梦的理论。” 　　“难道那一刻你脑中所浮起的，也是你这辈子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亚罕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不不，不是那样，我那一刻想到的事好奇怪，而且根本是件不相干也应该不会再想起的事——”德威特猛地往绿色的背垫一靠，急急地说，“是有关某个人身份的事情。大约九年前，我被纽约法庭选为一件谋杀罪审讯的陪审员，被告是一个颇粗犷的潦倒老头，他被控在一间公寓里刺杀一个女人，是以一级谋杀起诉的案子——地方检察官证明，这毫无疑问是经过仔细策划的一桩杀人案——因此，凶手也绝不可能是冤枉的。可是，在为时并不长的审讯过程，甚至后来到陪审室我们讨论他是否有罪时，我脑子里怎么也挥不走一个感觉，就是在这之前我一定在哪里见过这个被告，于是，和其它人没两样，我努力想记起这个人到底是谁，但直到我疲累得宣告放弃为止，我始终记不起这个人是谁，我究竟是何时在哪里见过他——” 　　这时，汽笛一响，车身一顿，列车吭哧吭哧发动起来，德威特稍稍提高嗓门，“长话短说，我和其它陪审员一样，按照警方所发现的证据，相信这个人的确犯了谋杀罪，也投了有罪一票，陪审团做了有罪的决议，这个人也就被判处极刑并依法处决，事情到此为止，我自然也就把这整件事抛到脑后了。” 　　列车正式开动出站，德威特停下来，舔了舔嘴唇，在场的其它人都没接腔。“我说奇怪的部分就在这里，在这九年来，我从未再想到这个人或这件事，但今天，当陪审长起身要宣告我命运的那一瞬间——很不可思议的是，应该说就在法官询问陪审团结果那句话尾音刚落，到陪审长第一个字才要出口这短短的一瞬间——忽然，毫无道理的，我脑子轰然一声，一道灵光闪了进来，我不仅在那一刻奇怪地想起这个被判极刑的人的长相，更奇怪的是，我也同时记起来他是谁，以及我是在哪里看过他了——你们想想看，整整隔了九年的时间，打从我脑袋里根本不再想到这个人开始。” 　　“那他是谁？”布鲁克好奇地问。 　　德威特笑了起来，“所以我才说事情很奇怪——那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浪迹南美，偶尔来到个叫巴瑞纳斯的小地方，在委内瑞拉查莫拉一带。有天晚上，我正要回我寄居的小屋，经过一条暗暗的小巷子时，我听到有激烈打斗的声音。当时我年轻气盛，比起现在我敢说要有冒险精神多了。 　　“我身上带着一把左轮，于是我赶快从枪套拔出来就往巷子冲，发现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当地人，正攻击一名白人，其中一个还手抓一把弯刀往那白人身上砍，于是我一扣扳机，子弹打偏了。但我看到，那两名拦路贼吓坏了，撒腿就跑，那个被攻击的白人瘫在地上，身上有好几处刀伤。我走过去看他时，心想这人的伤势一定很严重，但他却自己撑着站起来，在裤子上抹抹流出的血，小声地跟我道了声谢，就一跛一跛走掉消失在黑暗中。在这期间，我只匆匆看了他的脸一眼。 　　“这个人，我在二十年前救了他一命，也正是后来我把他送上电椅的那个人，造化捉弄人，是吧？” 　　在一阵唏嘘的沉默中，雷恩若有所思地说：“这段离奇的故事，值得收入民俗传说里。” 　　列车仍疾驰着，只有车前灯短暂地割开黝暗的夜幕——这里是威荷肯的荒郊野外。 　　“但我自己认为这件事最特殊的一点在于，”德威特继续说，“一个我怎么想都解决不了的谜团，居然在我自己生死交关的一剎那豁然而解！记住，这个人的脸我只见过一次，而且是在那么多年前——”“这是我所听过最神奇的事情之一。”布鲁克仍感慨万千。 　　“人类的心灵其实远比我们所能理解的要神秘强大多了，尤其在面对死亡的那一刻，甚至会比德威特先生这桩亲身经历更神奇，”雷恩说，“八个星期前，我从报上看到一篇报导，是发生在维也纳一桩谋杀案的细节描述。情形大概是这样子的：有名男子被射杀在所住的旅店房间里，维也纳警方毫无困难立刻查明了死者的身份，这人是个黑社会小喽啰，曾经被各方吸收为线人。 　　“谋杀动机很明显是报复，可能因为死者和警方挂钩告密，引起凶手仇视而动手。报导上还说，死者寄居这间旅店已好几个月了，很少出门，连用餐都在房内，好像在逃避追杀。尸体发现时，桌上还摆着吃罢未收的餐具。他在离餐桌七英尺处中枪，致命的一枪，但并未立刻丧命，这是依据现场所遗留的实况推断的：尸体躺在离中枪六英尺远的餐桌脚下，其间的地毯上洒着七英尺长的斑斑血迹。 　　“现场有一个很特殊的状况，餐桌上的糖罐子整个打翻了，白色细砂糖洒了一桌，而且有一把在死者手中紧紧握着，一整把砂糖。” 　　“有趣。”德威特喃喃着。 　　“这情形似乎很容易解释，死者在离桌七英尺处中枪，努力爬向餐桌，再以不可思议的力量起身，抓了桌上一把砂糖，才力竭倒地死去。但是，为什么？这把砂糖指涉的意义是什么？死者这临终前的拚死举动究竟有什么意义？至此，维也纳警方显然触礁了。我总结这份报导，”雷恩对三个目瞪口呆的听众一笑，“对这些极其诱人的谜题有了答案，于是我写了封信到维也纳。几星期之后，本地的警察局长回了我一封信，信上说，凶手在我的信寄到前已遭逮捕，但我的推断正确地解开了死者和砂糖之谜——这个谜在凶手坦白后，维也纳警方仍大惑不解。” 　　“那您的推断到底是什么呢？”亚罕问，“光凭这把砂糖，我实在想不出任何可能的解释。” 　　“我也一片空白。”布鲁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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