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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
“第比利斯①没有人演戏么？”古罗夫冷冷地问道。“热血沸腾——那么好吧，可以让它冷下来。” 　　【①格鲁吉亚首府。】 　　斯坦尼斯拉夫从高级轿车里钻出来，大声说道：“有人行贿，给了我一百美元。司机显然喝醉了，我认为这一百美元是对我的侮辱。” 　　“听着，把这警察揍一顿，让他住嘴……” 　　突然间玛丽亚勃然大怒，狠狠打了说这话的人一耳光，随即又对古罗夫挥过手来，但他早有防备，这一下没有打中。 　　“马上从这里滚开！快滚！给你们民族丢脸！好啦，走吧，走吧！我把他们两个拦住！”她喊道。 　　“这两个人我们自己……”小伙子还没来得及说完就被推进汽车。 　　年纪最大的格鲁吉亚人大约跟古罗夫同龄，他重重叹了一口气，对玛丽亚鞠了一躬。 　　“请原谅，非常感谢您演的戏。” 　　“甭客气，”斯坦尼斯拉夫把一百美元塞进这个讲道理的客人胸前口袋里，又补充一句：“告诉那些小青年，让他们别碰俄罗斯女人。” 　　“谢谢，不过您说的这一点会有争论，”格鲁吉亚人又鞠了一躬，坐进汽车里。 　　“有争论你们回自己家里解决去，”古罗夫说道。 　　“伙计们，你们表现得太有礼貌了。”玛丽亚拥抱了一下斯坦尼斯拉夫。 　　“每个人都会碰上这种事，”斯坦尼斯拉夫开玩笑说。“我走了，我想你们可以到家，再不会有什么奇遇了。”他朝大门口点点头，随后快步向汽车走去。 　　“咱们走一走吧？”玛丽亚挽起密探的手。“你什么都知道，你说说看，是生活变得不正常了还是我们渐渐老啦？” 　　“都有一点儿，”古罗夫达观地答道。 　　“就在不久前这种场面还只会令我觉得好笑。可是今天我感到害怕。我得承认我怕的不是那些喝醉了酒的娃娃，而是你。你的平静和沉默令人感到不安。” 　　“用法律语言来说，这叫‘危险增大的根源’。” 　　“你应当爱我，保护和爱护我，而不应当老是让我感到精神紧张。” 　　“亲爱的，要保护就得把手枪装上子弹。” 　　“行了！咱们回家吧，我想吃东西，累死了。” 　　奥尔洛夫将军办公室的陈设最为寻常。主人坐在安乐椅里，头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克里亚奇科面朝椅背骑在椅子上，不知为什么在发笑。聂斯捷伦科的坐姿则像坐在教室里第一张课桌上的优等生。古罗夫站在窗前抽烟，把烟雾吐向通风的小窗口。 　　“格里戈利的身体怎么样？”奥尔洛夫离开椅背坐起来，靠在桌子上问道。 　　“还好，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正在慢慢恢复，”斯坦尼斯拉夫答道。 　　“这很好，”将军若有所思地说。“可是你们不能弄到有效的材料交给检查机关，这可不好。”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在诗里早就写过了，”斯坦尼斯拉夫无意中冒出一句。 　　“什么？”奥尔洛夫对这句即兴答话一下子未能反应过来，他甚至摇晃了一下脑袋，随后生气地说：“你这家伙挺放肆，斯坦尼斯拉夫。” 　　“有个很简单的想法，”古罗夫插进来，熄灭了香烟，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说道。“对那些先生们得轻轻地推一把。” 　　斯坦尼斯拉夫和聂斯捷伦科望着他等他开口，奥尔洛夫则说：“说吧，说吧，这不是演节目，用不着演一个停一下。” 　　“他们急于要跳，可是又选不准合适的时刻，得帮他们一把。” 　　“那就帮吧，不要只发议论！”奥尔洛夫生气了。 　　可是古罗夫不喜欢别人用这种腔调跟他说话。 　　“是，将军先生。”古罗夫对两位同事点头指了指门。“我其实就是想得到您的批准。咱们跳吧，伙计们，这里不深！”他把门敞开，让斯坦尼斯拉夫和聂斯捷伦科先出去，然后自己向门口跨了一步，听见奥尔洛夫说道：“等你完全无事可干时给我报告一下你的想法。” 　　“是，将军先生！”古罗夫鞋后跟啪地一声立正，随即走了出去。 　　奥尔洛夫扮了个不满的脸神，说道：“这根本就不是我的错。这家伙天生就是这种个性！” 　　§ 第十五章 　　办公室的主人是个五十左右的男人，看上去实在是其貌不扬。干巴巴的面孔，稀疏的头发，左右额角明显地已经光秃，两边鬓角斑白，眉毛依稀可见，颜色暗淡，两只眼睛也是小而暗淡，看样子小时候是褐色的。身上是一套官员们常穿的西服，衬衣上系着领带，看外表要么像个会计，要么也许是哪个小企业的经理。可是写字台却有台球台那么大，上面一排五颜六色的电话，一台传真机更显示出官员位高权重。办公室就更不用说了，这么宽敞的办公室只有电影上才能见到，但那不过是导演脑子里自由驰骋的幻想，因为平头百姓中未必有人见过那么大的办公室。 　　维尔丁中校的个子比中等还高，体态也匀称，可是此刻挺直身子站在巨大的写字台前却像个锡制的玩具小兵①。 　　【①按安徒生童话《坚定的锡兵》中的形象制作的玩具。】 　　“不可理解，一个人在医院里躺下睡觉，第二天早晨怎么会出现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主人的话音那么轻，维尔丁竭力不漏掉一个字，却又不敢走近一些，只好使劲伸长颈子。 　　“是我的错，可是我们不敢派人去守卫，担心引起注意……”维尔丁开始辩解，但办公室的主人打断了他的话：“别嘟嘟囔囔，讲话要清楚。” 　　“医院是民警系统的，经常住着一些侦探，那些人眼尖心细，什么事都爱弄个清楚明白，”维尔丁一边说一边按捺住对主人的憎恨。有这么一类人，他们一辈子什么都不干，什么责任都不负，只会发号施令。 　　其实反间谍官员想错了，这样一类人是不存在的。办公室的主人一生过得像奴隶一样。爬得越高、办公室越大，身上的枷锁就越重。 　　“我们在医院里找了个可靠的人，”主人默不作声使维尔丁受到鼓舞，说话也更有把握了。“目标一走我们就知道了。我派了几个人去，可是他的车里有武装警卫。” 　　维尔丁隐瞒了一件事：总局那位上校夜里去找过奥加尔科夫，他们曾企图在路上拦截他，却扑了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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