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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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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惊讶地,但又激动地打量坐在安乐椅上睡觉的卡尔采夫。 “维罗奇卡,我们得怎样照应他呢?” 小姐忿怒地耸耸肩膀,她不晓得这个侦查员十分清醒,可是她猜想,他是不是由于生活放荡才酗酒的。 “我们为什么要照应他呢?斯坦尼斯拉夫在办公室,让他带走他的可爱的人,难道要我来拖他吗?” “我不是柜子,用不着拖我,”伊里亚忽然用那清晰的嗓音说,他从安乐椅上站起来,马上又倒了下去。 克里亚奇科来了,用手托住自己的朋友,把他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去。 “麻绳专在细处断,”他说道,搀扶伊里亚坐到古罗夫的位子上,好让小伙子能够用手靠在桌子上,把头放平,“他们怎样诊断你的病呢?他们没有向格里沙·柯托夫或是瓦利亚·聂斯捷伦科扑去吗?” “而您,斯坦尼斯拉夫以为一个人能够经受得住现代的化学药剂的侵蚀吗?”伊里亚清楚地听见,并说得很有道理。 斯坦尼斯拉夫觉得羞惭,但是他回答他认为需要回答的话:“这是不能经受的,你看,在莫斯科中心,稠人广众的街上让人家把你抓住……现在有什么可说的,你决不能回过头来再生一个小孩子。” 傍晚六点钟左右,福金在结束接见后很早就回家去了。晚礼服、衣领竖直的雪白的衬衫、蝴蝶结或领带,一切都按照规定。为了庆祝“克普鲁弗”党的一位高级干部的五十寿辰,午宴在豪华的饭店里举行。乐队演奏战前的古旧的歌曲,唱歌的不是扭扭捏捏的儿童,而是地道的演唱者,他们曾是人民的功勋演唱者,今日却屈辱地被人遗忘,他们的嗓音十分清脆,歌唱得感人肺腑。当演唱动听的军歌时,有几个客人尽管没有参加过战斗,但却悄悄地掏出手帕,擦拭眼泪,少年人的歌曲总是激动人心的,至于这样的歌唱那就更不待说了。 妓女们没有露面,她们主要是妻子的同龄人和女友。这些人尽管有点儿肥胖,一点也不年轻了,看起来都很愉快。谁也没有喝得烂醉如泥,有个军人——勋章获得者——把一个多余的人抱在挂满勋章的胸怀,人家就这样悄悄地、知识分子式地把他带走了,说什么上了年纪,毫无办法。 领袖照例发表了讲话,不知为什么谈论战争,在座的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捍卫了祖国的土地免遭敌人侵犯,而今天有人使它四分五裂,把那一片片土地兜售给美国人。但是他们将决不允许,必将奋起保卫,就像一九四一年那样,于必要时在坦克下献身。这一切听起来特别动人,因为大多数人在战后许多年才出生,他们的父辈在军队中担任政工人员,在进攻的人们后面挺进,向胆战心惊、停滞不前的人背后开枪。 午宴原来给人以强烈印象,有几分乡情意味,而且至为富有爱国热忱。当他们开始散会时,有十至十五人互使眼色,流露出满意的微笑,彼此领会地点头。人们驶向公共澡堂,在那里等候他们的是姑娘们和其他正常生活中的慰藉。 席间,伊万·伊万诺维奇·柯尔镇金介绍福金和领袖认识。在他们认识之前想必进行过谈话,因为领袖微微握住谢苗·彼得罗维奇的手,仔细地瞧瞧他的眼睛,面露笑容地说:“在我们这次简单的午宴上看见自己的对手十分高兴,叶夫兰皮·杜波夫身体好吗?” “谢谢,他说没有病。” “选票不够么?没关系,让他忍受,年轻人,前途无量。柯利亚·阿连托夫还没有和尤里·卡尔洛维奇的女儿结婚吗?” “这些年轻人不太坚定,都想去娱乐一阵。”福金说句笑话敷衍过去。 “啊,你知道,这样的婚姻不是去户籍登记处和教堂里闲逛。”领袖轻快地改称“你”,“这个类似于签订国际条约。告诉尼古拉,叫他别装蒜,使问题白热化。叫他在最近几天之内来找我,有话要说啦。” “我一定转告,”福金耸一耸肩膀,“不过,叶夫兰皮尽管有个可笑的名字,而且不走运,但他却是个独立自主的人,尼古拉也未必能够影响他。” “我要在我的政府里给他选择一个适当的职务,让我们讨论一下,就这样转告。” “很好,”福金行一鞠躬礼,想了一阵子,如果不是他,一个无人知晓的中校,而光是这个低能儿,那么他能拥有的不是一个政府,而是一小撮在杜马中吵吵嚷嚷的代表,因为在选举失败时,这些大老鼠照例会从沉没的海船上仓皇溃逃。 柯尔镇金挽住福金的胳膊,低声地说起话来:“他无疑地喜欢你,人人都看见他和你谈了很久的话。” 是的,只要福金一个人留下来,就有一些陌生人开始向他跟前走来,装满香槟酒跟他碰杯并自我介绍一番,说着各种各样的鄙俗话。有个健壮的男子汉握住他的臂时,喷出一股酒气,低声地说:“别吭声!” 午宴后福金没有回家去,而是到办事处去了。当谢尔盖·巴图林胆怯地敲敲门并在门槛上出现的时候,福金在自己简陋的书斋里换好了衣裳。 “您好,谢苗·彼得罗维奇,宴会举行得怎样?” “你好,谢达加,宴会正常地举行,我几乎被接受加入他们的党,可是我手边没有空白的表格。你给这个老领袖奥尔洛夫打过电话吗?” “为什么?送来一个小伙子,一切都正常。” “应该挂个电话,说是我们决不食言。他们怎样呢,会把你控制一辈子吗?我们横竖要除掉古罗夫并且在报纸上大声疾呼,说是权威人士们清算民警机关的优秀军官们,一名退休者对我们无能为力。他有接近土匪的间谍通路,而我也有这种途径。我们去议论议论,说射击手来自别的集团,他们相互之间议论纷坛,哪有工夫去对付我和你。” “谢苗·彼得罗维奇,您说过我对你有用,吩咐我等候。”他和上级打交道时经常把“你”和“您”混淆在一起。 “咱们乘汽车到墓地去吧,我让你看看那座小小的坟墓,大约过十天后你可在坟墓下面拿走那口装满巴克斯的手提箱。” “到底是什么时候,我怎么知道?” “有人会给你挂电话的。” “墓地,小坟墓,在市中心相会更简单,就在人群中交换手提箱,”巴图林冒险提出不同的意见。 “最好把东西带到家里去,但是中间人就住在墓地附近,他不愿进城。为了这个他有足够充分的理由。” 他们乘坐的不是福金那部“梅尔谢杰斯”牌子的豪华型小轿车,而是警卫员的那部“莫斯科人”牌小汽车。巴图林明白,福金不想故意惹人注意这次旅行。米廷墓地紧靠着科利策瓦雅(环形路)大街,看来那一带都在莫斯科注册。过了七个多小时,住别墅的基本群众都从这条公路上走过去了,最后那些工商界的货车无论是早晨,还是黄昏,甚至是深夜总是沿着这条公路驶行。 他们把汽车停在墓地的大门附近,买到了某种树苗和带有土块的鲜花,流露出哀痛的面容,彬彬有礼地走进墓地。任何一座墓地,甚至连那种没有悠久历史、没有大理石的豪华墓碑和绿荫如盖的小径的墓地,横竖会对正常人有镇静作用,并向他提示,说是:你也无法摆脱这个归宿的所在。 “请你记住这条路,”福金行走时说道,“紧靠尽头的左边第一座,”他几乎走在最前面。 警卫员司机不知为什么往那儿冲去,但是福金没有拦阻他,这件事和巴图林无关。他们走着,走着,走了很久,遇见的人们越来越稀少,整条林荫路不久就空无行人。对访问者,主要是对上了年纪的妇女来说,薄暮已经来到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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