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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你忘乎所以了，波里斯·米哈依洛维奇，不知道该怎样同我谈话了。” 　　“请原谅，列夫·伊凡诺维奇，我是出于害怕，请原谅。这么说来我得从莫斯科滚出去啰？” 　　古罗夫从后座上拿起一个公文包，把一张纸和一支圆珠笔放在上面。 　　“把你姑妈的地址、姓名和电文全写下来。你说姑妈病得很厉害，不知道房子怎么处理，请马上飞来。” 　　哈里托诺夫乖乖地写下了。古罗夫把那张纸收进公文包里，扔在后面的座位上。 　　“你收到电报后，马上拿给利亚列克看，并且补充一句，说你姑妈有金子。机票我给你买来。” 　　“您不在时我可以做什么呢？列夫·伊凡诺维奇？”哈里托诺夫讨好地说。 　　“我的电话你记得吗？”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哈里托诺夫重复了一遍电话号码。 　　“你一到就给亚姆希科夫打电话，说你姑妈养病去了，但同她谈话很有意思。他会明白的，你姑妈不能死。你的老板虽然不是斯宾洛沙，死没死这一事实他还是查得出来的。一个星期以后你再给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回来。亚姆希科夫在巴尔瑙尔可能有朋友，你要小心谨慎。” 　　“我明白了，谢谢，一切我都会考虑到的，一定完成任务。” 　　“生活怎么样，区里有什么新闻？”古罗夫问道。 　　“没有大变化，赌场的老板换了，原来的老板被利亚列克挤走了。” 　　“新老板是谁？” 　　“不是您那方面的人，列夫·伊凡诺维奇。是一个叫什么加依·波里斯·彼得罗维奇的。他是个大脑袋，人很固执，是搞财政的，打算竞选杜马代表。”哈里托诺夫回答道。他隐瞒了加依请了保镖与地方行政和民警建立了联系，完全不像他想装的那么简单。 　　古罗夫感觉出了哈里托诺夫的话里有某些虚假的成分，但他还是认定哈里托诺夫投靠了这个新来的老板，所以才没把话说完。当时密探古罗夫还没有领到侦查“生活服务部”的任务，所以他没有作声，只是顺便想了想，如果与匪帮的战斗很顺利，哈里托诺夫又能在新的集团中占住相应的位置的话，那么，赌场的新老板就值得关心一下了。但古罗夫不久就认识了玛丽亚，后来又是一大堆工作，所以次要的谈话就退到后面去了。 　　具有远见卓识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终于成了赌场的老板，而且很快就表明，他的这一行动，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 　　赌场的许多东西都很合加依的心意，但某些东西却必须加以改变。他不打算匆匆忙忙实行新的制度，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要让赌场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喜欢，同他们建立起信任的关系。这家赌场并不过份豪华，两个大厅都是由土耳其一家公司装修的。加依认为赌场应该有平静、舒适的环境，互相尊重、友好的气氛。姑娘们很中男人的心意，但男人不同女人竞争。加依并不天真，他明白这一切取决于服务人员的文化程度。而文化这种东西是天生的品质，可这种品质几十年来在俄罗斯已被消灭殆尽。他打算不慌不忙地去认识自己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并尽可能理解他们中的每一个。 　　大家知道，通地狱的道路是用崇高的美好愿望铺成的。加依也没有避开这条道路。考虑到原来老板的民族性，在赌场工作的，许多都是高加索人。剧院从挂衣架开始，赌场则从看门的开始。又高又大的看门人口音重，目光中带着鄙视，嘴巴上挂着虚伪的微笑，百分之百地不合要求。不仅需要将他调离赌场的大门，而且要将他调离这一地区。但后来的情况表明，据哈里托诺夫说，这位看门人与当地的黑手党和民警局都有关系，要把他弄走，并不简单。 　　但等待新老板的主要麻烦，并不在企业内部。加依不清楚赌场老板这个人物在区里有多重要，他要同多少人打交道。他还没来得及了解问题的实质，民警局、反间谍局、税务局和警察局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经常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了。他们全都文质彬彬，喝喝咖啡，尽管有的人期望更大，但加依为自己解决这一问题是很坚决的：不给任何人摆酒菜。再说多少严肃一点的人，喝喝酒是收买不了的，让这些小官僚习惯于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来自吹自擂，他并不愿意。 　　出人意外的是过去的老板打电话来了，问候他的健康，这就使加依警觉起来了，因为他们最后一次分手是相当冷淡的。加依以他并不具备的坦率向他表示歉意，说他很忙，要求对方开门见山。 　　“我始终闹不清楚您是怎样不受损失而与股东们分手的。”过去的老板沉默下来，显然是在掩着话筒，因为可以听到那里压低的声音。加依本想放下话筒，老板突然又说起来了：“有一位很体面的人有事求您。鄙意以为，应该接见萨莫依洛夫先生并听取他的意见。” 　　“明天上午十点。祝您一切顺意。”加依放下话筒，感到有点惊慌，但他认为拒绝会面，是极其不明智的。 　　第二天上午十点正，保镖走进来，把一位年龄和民族均难以确定的男子带进了办公室。加依起身问道： 　　“是萨莫依洛夫先生吗？”得到肯定回答以后，加依把保镖打发走开，请客人落坐。“我恭听您的意见，不过不必来开场白。” 　　“我建议您得七十万，”萨莫依洛夫说道。从他的口音来判断，他的真实姓名，不是俄罗斯的。 　　加依什么也没回答，有表情地朝门口望了望。客人会心地微微一笑，连连摇头： 　　“我的爸爸是一个聪明人，常常说，着急总是不好的。但您，尊敬的波里斯·波得罗维奇却说不要开场白。我说出了问题的实质，但我觉得用这种阉割的形式，是不会使您感到高兴的，我不会滥用您的耐性。有一个人借了我两百一十万美元，咳，他却不还。他有钱，我有他的借据。如果您能把钱收回来，您可以留下三分之一。我认为这是公平的。” 　　“为什么您不找法院，可以理解；为什么您来找我，这就不好理解了。我感到吃惊，绝对拒绝您的建议。” 　　“百分之四十。” 　　加依出现了一个想法：出五十万给哈里托诺夫手下的人，不论是谁欠的债，都收得回来。 　　“您自然需要考虑考虑。”客人说完，把装得满满的一个信封摆在桌上。“这里面是借款人的全部材料。他们借据的复印件和五千美元。这钱是对您花去的时间的报酬。” 　　加依没有作声，他终于作出了决定，说： 　　“我设法完成您的请求，但得有一定的条件。” 　　客人理解地点了下头。 　　“关于收到我所需要的原件，我不会开任何收据。还有，我必须知道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您的，为什么您正是来找我。” 　　客人摇了摇头，好像在掂量条件的份量，他回答说： 　　“开收据是愚不可及的行为，我目前的处境就是证明。谁告诉我的，我不能说，因为我下过保证的。我爸爸是个聪明人，他常说，一个人的价值取决于他对诺言的履行程度。尊敬的波里斯·彼得罗维奇，我相信您的承诺。” 　　“好，萨莫依洛夫先生。”加依把信封收进展子里。“请您留下您的名片，我会给您挂电话的。” 　　“您就不必麻烦了，我自己会来的……” 　　“把您的名片给我，”加依打断他的话。我得从确定您是什么人开始。 　　“您英明，”客人把名片放在桌上，鞠躬退出。 　　波里斯·彼得罗维奇·加依开始新生活了，尽管在看名片的那一刻也不怀疑这一点。名片上简单地印着：“萨莫依洛夫·维克多·谢尔盖耶维奇，电视机修理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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