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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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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〇年那个秋天，除了在一个公司做了三个星期的临时工，又在一家大面包店外捡了几个星期的树叶之外，莫妮塔在那段期间都没有稳定的工作。她不觉得找不到工作有什么不愉快的。早上可以和莫娜一起睡得很晚，感觉相当不错，如果她不为金钱这类的事烦心、沮丧的话，她不觉得没有工作有什么好烦恼的。时间一久，她继续念书的欲望也没了。如果一个人浪费时间、精力，又背负了一身的债务，所得到却是毫无价值的考试和获得满腹学问后那种阿Q式的满足感，这到底有什么意义？此外她开始思考，在投入这个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时，除了得到较高的薪资和较愉快的工作环境之外，应该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意义。 圣诞节前她带着莫娜到奥斯陆去找她的姊姊。他们的父母在五年前的汽车事故中双双身亡，而这个姊姊是她惟一的近亲。他们的父母去世之后，到她姊姊家过圣诞节变成她们之间的一个传统。为了筹到买票的钱，她把她父母的结婚戒指和一些她继承的珠宝拿去当掉。她留在奥斯陆两个星期，在过完新年回到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她胖了六磅，而且感受到很久没有过的快活。 一九七一年二月，莫妮塔庆祝她二十五岁的生日。彼得已经离开她一年了，莫妮塔回想在这一年中自己的改变，比整个结婚后的六年还要多。她变得成熟了，发现自己新的一面，这是个正面的现象；但是她也变得比较冷酷、比较认命，生活也过得比较苦，这些是比较负面的；尤其她变得非常孤单。 独自扶养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就几乎占去她所有的时间；她们又住在市郊，每一户人家都距离其他人非常远，每个人也都似乎躲在自己建立的围墙中保有自己的隐私，她根本没有机会冲破这种孤独的情况。 渐渐地，她和从前的朋友及认识的人逐渐疏远，他们也不再出现。她不希望将女儿独自留在家里，所以很少出门，何况没有钱也不能有什么娱乐。刚离婚的那段期间，还有一些朋友或其他的人会来看看她，但是到赫卡兰根来有一段很长的路程，他们不久就懒得跑了；加上她时常打扮得很邋遢又很沮丧，可能这些印象把她的朋友给吓跑了。 她常常和她的女儿走很长的路到图书馆，然后抱回许多书。在莫娜睡觉之后那段沉默、孤独的时间里，只有书本陪伴着她。她的电话很少，她自己也没有什么打电话的对象，所以当电话线路因为她没有付费而被切断时，她甚至没有感觉到任何差异。她觉得自己像个被关在家里的囚犯，而逐渐地，这种监禁的情况像是一种保护，她那栋阴沉的房子之外的世界似乎变得虚幻和遥远了。 有些夜晚，她读书读烦了，精神又太紧张而无法入睡，她只好在起居间和厨房之间无目的地游荡，这时她会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她必须发泄一下，而她心中的那道堤防会崩溃，她的想法会变得很疯狂。 她时常想到要自杀。许多次她感到无比的绝望和焦虑，只是想到她的孩子才使她没有了结自己这一生。 她也非常担心孩子。每当想到女儿的未来，她就会流下无助的眼泪。她希望她的孩子在一个暖和、有安全感、有人性的环境下长大成人——一个有权力、金钱、社会地位的竞争压力，但是不会因此而让每个人都变成敌人的地方，在那里，“买”和“拥有”不代表快乐。她希望给她的孩子一个发展人格的机会，而不是一头就栽进眼前这个封闭的社会里。她希望她的孩子享受工作的快乐，和别人分享生活，有安全感，有自尊。 她只是希望她女儿具有生存的基本权利，这并不算过分；但是她清楚地知道只要她们继续住在瑞典，女儿绝对无法了解自己竟然可以拥有这些权利。然而她想不出要如何弄到钱去移民。她的绝望和沮丧变成认命和淡漠。 当她从奥斯陆回来之后，她决定让自己振作起来，努力让情况有所改变。为了要扩大自己的空间，也为了避免莫娜变得大孤立，她尝试——第十次——让她到公寓附近的幼儿中心上课。让她惊讶的是竟然有空位，莫娜可以立即开始上课。 莫妮塔开始不时地看求职栏的广告，并且询问工作情况。整个过程中她不断酝酿一个主要的问题：她可以做什么来换取一些金钱？她知道要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情形将会需要很多钱，她要赚到出国所有的费用。她越来越不甘心，并且开始憎恨这个社会，它不断地夸耀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景象，而实际上大多数人的权利就只是在运转的机器中重复单调的工作。 她脑子里不断地想着一些赚钱的方式。她发现这是个无解的问题，用正当的管道是完全不可能赚这么多钱的；就算她有工作，扣掉所得税、租金和食物的开销后也所剩无几。 她赌足球彩票赢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但是，每个星期她还是继续买三十二张的联票，只是要继续保持希望。 她没有一个可以期待会将财产留给她的亲戚朋友；当然也不可能有个病得很严重的百万富翁要跟她结婚，然后在新婚之夜突然暴毙。 当然有的女孩当妓女赚了不少钱，她就认识这样一个人。现在你根本不必站在街上拉客，你只要说自己是模特儿，再租一间工作室，或到按摩院或优雅的色情俱乐部去上班就可以了。但是她发现这种想法实在太低俗了。 那么惟一的方法，就是偷。但是怎么做？又在哪里？毕竟她太老了，根本不知道要怎么计划。所以她决定暂时找一个正当的工作，这件事比她预期的容易得多。 她在市中心一家忙得出名的餐厅里当服务生。她上班的时间很短，但是很合适，而且做得好的话还可能有不少小费。这家餐厅中的一个常客就是菲利普·费思佛·莫里森。 有一天他坐在餐厅里，就像一个无关重要、但是行事合宜的短小男人，坐在一张莫妮塔服务的桌子上。他点了猪肉和一杯鸡尾酒，表现得很友善，点菜的时候还开她的玩笑，但是他并不是特别想引起莫妮塔的注意。而同样地，莫妮塔也不会想要引起莫里森的兴趣，至少那个时候没有。 莫妮塔的外表，她自己也逐渐意识到，是很平常的。和她见过面的人只有一个或两个在下次再见面时会认出她。她有黑色的头发、灰蓝色的眼睛、洁白的牙齿和普通的身材。她的身高中等——五呎五吋——体格正常，大约一百三十磅重。有的男人会觉得她很美，但那是他们认识她之后说的。 莫里森这一个星期第三次坐在她的桌子上的时候，莫妮塔认出了他，而且猜想他会点香肠和煮熟的马铃薯，上一次他吃的是猪肉烤薄饼。 他真的点了香肠，也点了一杯牛奶。当她把东西端来给他的时候，他抬起头来看着她说：“你一定是新来的吧，小姐？” 她点点头。这不是他第一次对她说话，但是她习惯不告诉别人她的姓名，而且她穿着制服更让人认不出来。 她将帐单拿来的时候，他给了她不少小费，而且说：“希望你会喜欢这里，小姐，因为我是如此；而且这里的食物不错，所以好好做吧！” 在离开之前，他友善地对她眨眼。 在之后的几个星期，莫妮塔一直注意这个矮小的男人。他总是点最简单的食物，而且从不喝牛奶以外的东西。他开始习惯于挑一张她负责的桌子，在入席之前他习惯在门边观察一下，看看到底哪一些是她正在服务的桌子，这使她感到受宠若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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