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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
要是换上别人，也许，当时就会反对。但米哈伊尔可不比别人，他太清楚人们是怎样索取最核心秘密的。 　　他现在应该找帕维尔吗？征求帕维尔的意见对吗？他这么做，万一被那个人知道了，他会生气的，那又该怎么办呢？这个人会启动这些可怕的录音带和录像带的。米哈伊尔试图冷静地分析一下，并搞清楚这两个人——帕维尔和新认识的这个人，谁对他的威胁更大些。总的看来，对他更有威胁的，不是帕维尔。可万一拿给他看的那些音像材料不止一份，那么，帕维尔手里可能也有。那又该怎么办呢？拒绝为新认识的这个人卖力，这个人就会公开这些材料。要是他为第三者效力这件事让帕维尔知道了，帕维尔也会让他丢丑的。左也难，右也难，反正都一样。 　　剩下的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希望一切都能应付过去。一仆二主！可怎么办呢？在世界文学名著里这种场面描写过千百万次，其最后结局总是有点滑头的仆人干掉了他的主人，而他也成为胜利者。无怪乎人们常说：温和的牛犊有两个妈妈的奶吃。莫非要冒一次险？ 　　这时，电话铃响了，把米哈伊尔从沉思中唤醒。 　　“我要预约个时间，”话筒里传来一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声音，“如果行的话，我想明天就找您看。越早越好，我有特殊情况。” 　　一切都明白了。这个女人是得到了关于丈夫变心的消息，并且，就在几小时前得到了消息。她马上坐到电话机前，给自己的女友们打电话，向她们诉说“这个坏蛋”。有人建议她去看心理疗法医生，这位医生能够一下子解除病人的心理创伤。她有特殊情况！可以设想，似乎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被丈夫抛弃了。这样的女人很好做工作，只要她们到米哈伊尔这里来两次，就能获得心理平衡，而每一次需花费一千美元。 　　“您搞错了，”米哈伊尔客客气气地对着话筒说，“您大概是想给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打电话吧？他的电话号码变了。” 　　“是多少？”被欺骗的女人急切地问。 　　“我也不知道。我们这里安装了新的自动电话交换机，所有号码全变了，现在我的电话是这个号码。” 　　“那您怎么知道我要给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打电话？”女人怀疑地问。 　　“您并非第一个给他打电话的人，”米哈伊尔微微一笑，“整天有人给他打电话。也是想预约看病的。” 　　“可要是这样的话，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会给您留下他的新电话号码，”这位女士不甘心地说，“以便您把新号码告诉所有打电话找他的人。” 　　“只能让您失望了。您的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并未向我征求意见。同样，也没征求您的意见，祝您一切顺利。” 　　他放下话筒，苦笑着咧了咧嘴。一大笔金钱脱手而去，帕维尔坚决要求米哈伊尔停止进行心理疗法活动。他的要求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而米哈伊尔不能不听他的话。要知道，帕维尔随时都可能回来。他当时是这样说的：我又要走了，不过，这一次时间不长，大约两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帕维尔仍然没有回来，但他随时都可能出现在眼前。 　　米哈伊尔忧郁地想到了一个叫加利娅的温柔、可爱的姑娘。她胖胖的，令人心动，最好让她现在过来！她是那样的朴实、善良和坦诚，同她在一起，拉尔金的心能够得到休息。就是在床上，她对他也不是太苛求，他不必费很大劲儿，就连时间的长短，她也不苛求计较。她需要他，并不在乎性交的次数，而是为了保持自我评价。可不是嘛，那么风趣的男人，年纪正当年（这是凭着这个姑娘的想象，而拉尔金本人认为自己还要年轻些），有教养，又有钱。“瞧，我和谁在一起！”他自言自语地念叨着一部著名电影里的台词。也许，他这样做是对的，打电话吗？让她来吧。 　　拉尔金侧过身子，探身去取放在沙发旁地板上的电话。 　　“加利娅，”米哈伊尔对着话筒柔声细气地说，“没想到今天晚上我没有事儿，你怎么样？” 　　“怎么样！”他还用问吗！毫无疑问，她马上就会赶来的。随身带些什么去呢？吃点什么呢？毫无疑问，吃是一定要吃的，她知道米哈伊尔喜欢吃什么，她顺路就会都买齐的。不过，拉尔金在别人面前，总想充当绅士。不应该让女人为他花钱，他可不是那种让女人倒贴钱的男人。 　　“你过来后，我把钱给你，可别舍不得花钱。”他吩咐道，“所有最好吃的，我们都需要。” 　　这算什么。需要用美味佳肴和加利娅的温存来掩饰自己焦急等待的不安心情。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的一切将会怎样。 　　当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拉尔金躺在自家柔软的沙发上烦躁不安、饱受煎熬时，戈尔杰耶夫上校和他的两个工作人员正绞尽脑汁，思考着怎样才能找到拉尔金，或者至少弄明白拉尔金是什么人，尤拉·科罗特科夫把注意力集中在米纳耶夫将军同一个戴墨镜的陌生男人的会面上。当时，他一个人无法分身跟踪两个目标。只能等待着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同这个陌生人的再次会面。 　　“而米纳耶夫并不愿意我到他的朋友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那里去，”戈尔杰耶夫告诉科罗特科夫和谢卢亚诺夫说，“他马上就找到有关部门领导中的朋友，他很关心我们是否对他实施了监视。他想抓我们的把柄，想唾手而得。显然，他是做了不可告人的事。没什么，他不明白我们是怎么知道他与钦措夫的友好关系的，让这个问题折磨他去吧。” 　　“您仍然确信他们关系密切？”科罗特科夫问，“万一这真是一次偶然碰头呢？” 　　“假如这次会面是偶然的，他就不会全身紧张了，也不会到处打听我们是否对他进行了跟踪。你们和我都知道，我们无权这样做，而他也知道，这不，他想指责我们采取了非法行动。如果说他是清白的，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的孩子们，他如此忙乱，这比任何语言更有说服力。我特地到科诺瓦洛夫那里走了一趟，向他讲述了我的疑问。科诺瓦洛夫，是个神经健全的老实人，他不能不把我同他的谈话转告他的同事，他是那样地相信米纳耶夫，就像相信他自己一样。而我是想看看，这将会有什么结果。我就这么做了。我确信，请原谅我说得粗鲁，米纳耶夫想玩邪的。也许，在他同钦措夫的关系中，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的成分，只不过是米纳耶夫想借别的某种情况来尽可能地吓唬我。看来，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安东·安德烈耶维奇不知为什么惹了一身的麻烦。或者说，他正要惹麻烦。这不，他把一张王牌藏到了衣袖里。” 　　“什么怪逻辑！”尼古拉·谢卢亚诺夫耸了耸肩，“一开始让我们帮忙，想让我们为他从萨马拉把那个人弄出来，可后来又想加害我们，这不是爷们干的事。” 　　“但这却很现代，”科罗特科夫指出，“这完全符合时代精神：求人，利用人，用不着了就翻脸不认人。你看看电视，谁都这样。把自己人支使来，支使去。” 　　“你说得对，孩子，”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他的话语里透露出明显的威胁，“不管这多么令人痛心，你说对了。尊敬的米纳耶夫将军是把我们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来利用的。科诺瓦洛夫的要求对我来说就是法律，我不能不完成他的要求，但我已经感觉到，这件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而这件事也是不会结束的。现在，他感到我们在某些方面对他构成了威胁，就想扭断我们的手脚，首先是扭断我的手脚。我作为你们的领导，向你们两个发出了非法的命令。而你们作为非法命令的执行者，也难逃干系。我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把阿娜斯塔霞拖进来，否则，她也会听到军号就奋勇冲杀的。不过，我的孩子们，我们要考虑的不应当是这些，而要考虑别的。” 　　戈尔杰耶夫沉默了，他在狭长的办公室里慢慢地踱着步。尤拉和尼古拉也不做声地坐在那里，他俩知道，当领导思考时，不能打扰他。 　　“尤拉说得对，只要需要，有人就会毫不顾惜、毫不迟疑地出卖自己人。这可不是简单的玩笑，而的确是需要。因此，应该考虑的是，米纳耶夫将军的这种需要会是什么呢？当然了，绝不会是修修汽车的事儿，也不会是屋顶漏水这些小事儿。他为什么要抓咱们非法采取行动这张王牌呢？我的孩子们，是为了掐死我们，并且是悄无声息地掐死，是要切断我们的氧气。他向他的领导报告说，他发现有人对他实施跟踪监视。跟踪他的有联邦安全局的外勤人员，并且，他还查明了跟踪他的还有什么人。也就是说，他将会人证物证俱在地当场抓住你们，我的孩子们。 　　“此后，我就会被召进上级领导的办公室里，受到追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对他们说些什么，作出某种解释。那时候，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说出真相，但我清楚，用不了半小时，我的这些模糊的疑问和当时的情况就会被米纳耶夫所知晓。另一条路是不说真话，换句话说，就是说谎话。那样的话，就要考虑这个假话怎么说，要使假话不露破绽。要说得流畅。并且，我们三人都要背得烂熟，不能出一丁点儿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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