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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伊拉走到外面，示威似的装作没有发现奥列格的样子，即使发现了，也完全不明白他干嘛站在这里。她听见他的脚步声就在身后，让她大感惊奇的是，他没有赶上她，只是在后面跟着。同逐渐增长的恐惧搏斗着，强压下转过身去的愿望，她走到了自家门口。 　　“你是送我吗？”伊拉站在门厅口没好气地问。 　　“是啊。”奥列格平静地回答。 　　门厅边亮着一盏灯，现在伊拉可以好好打量一下他了。中等个头，当然比她自己高些，可爱而诚实的脸庞，穿的衣服很贵，虽然简单。牛仔裤看起来是普通的，汗衫和上衣也是，然而整天在服装中奔走不停的伊拉十分清楚，这种“普通”价值多少。 　　“你到底要什么，护送人？” 　　“想证实你平安到家，什么意外也没有发生。” 　　“因为什么突然冒出来这份关怀？时间没地方打发了？” 　　“有地方。充满关怀，”他突然笑了，“好吧，我走了，祝你好运。” 　　他转过身，匆匆往“格洛利亚”方向走回去。伊拉只是觉得奇怪，因为去地铁完全是另一个方向，然后一想，奥列格大概住在附近什么地方。他每天来“格洛利亚”吃晚饭不是没有用意的。 　　家里安静而清洁。新房客伊里亚斯刚刚搬来三天就外出办事去了，说要离开十天。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已经睡了，他的房间里没有灯光。伊拉把茶壶放到火上，赶快钻进挂着一面大镜子的浴室。 　　这家伙为什么对她纠缠不休呢？事实上她这张脸能够漂亮一些。伊拉对他说的是实话，她从小就这样，因此她习惯了长满令人讨厌的粉红色丘疹的皮肤不健康的样子，大概，不习惯的人，看着会觉得不舒服。没有梳理的头发蓬得像一团乱麻，不，真的，他干嘛还纠缠不休？ 　　炉灶上的茶炊开始轻轻地响了，伊拉跑进厨房，趁响声没有大到吵醒别人，赶紧关上煤气。她不想打扰格奥尔基·谢尔盖耶维奇。打开冰箱，她忧郁地看清，除了人造奶油和两节小香肠，冰箱里什么也没有。“傻瓜！”她在心里骂自己，“阿尼娅给你留下了一纸袋吃的，可是你却忘记拿了。全都是因为这个傻乎乎的奥列格。”小卖部服务员阿尼娅确实给她留下了一只纸袋，伊拉记得里面有两个圆白菜馅饼和一节香肠。她心里因为奥列格而焦躁不安，就忘记了纸袋。 　　自制的小香肠味道不怎么好，已经干枯发皱，引不起食欲，人造奶油也没有什么可抹，因为今天没顾得上去买面包。干完市场的活，立即赶到医院去看望两个妹妹，在那里逗留了很久，等她回来时商店已经关门。当然，买面包对于正常的人来说，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候都不成问题。卖新鲜面包的老太太们在地铁站呆到晚上10点钟。不过，她们的面包比商店里贵得多，她没有权力这样花钱。她有目标，她要按计划朝这个目标前进。她的一切乃至最少的零钱都得服从这一目标。连买面包多花一千卢布，都会推迟伊拉最终付清弟弟手术费的时刻。 　　冰箱上放着一个漂亮的木制面包盘，那是伊拉给房客们用的，她自己的面包总是用聚乙烯袋包好放在冰箱里。这样在冰箱里不会发霉。而她又需要省钱。伊拉像个小偷似的向四周看了一眼，打开了面包盘，那里放着一大块面包和半节“索科尔尼切斯基”火腿肠。切一小块，行不行？ 　　不，她坚决地放下木盘，像挨了烫似的缩回手。她有生以来从没拿过别人的东西，即使是在学生宿舍。现在也不会。不错，她是一个粗鲁、没受过多少教育的贫穷的扫街工、清洁工，还是一个洗碗工，但不是小偷。 　　伊拉给自己倒了一杯浓茶，放了一勺多糖，坐在桌子边的凳子上。屋里寂静无声，跟平时一样，在这一片寂静之中，她不喜欢并竭力从自己身边赶走的那些念头又涌了上来。她为什么这样生活？这是准的过错？母亲的？就是！自从出事之后的这些年来她就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最近以来，她的头脑里开始出现另外的想法。为什么母亲会突然精神失常？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事情让她受到这样强烈的刺激？要是她还保持着记忆该有多好…… 　　当她非常疲劳时，伊拉就开始为她在那个可怕的夜晚得以逃脱并且躲进邻居的家里而懊悔。让母亲把她也从窗口扔出去算了，也许那样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受罪。让自己也去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享受国家全额保障，也就不知道伤心了。起码，那要比她千方百计节省可怜的一点点钱自己养活自己强得多。如果后果更严重些，也就是摔死而已。那就没有任何辛苦和烦恼了。 　　残疾人疗养院在非常远的地方，到那里去必须乘电气列车。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知道，伊拉·捷列辛娜的母亲从高楼上摔下地之后失去了记忆，她去看加利娜时大体上不抱任何希望。她到那个地方去更多的是遵循惯例行事。 　　残疾人疗养院院长没有讲出一点娜斯佳感兴趣的东西，倒是马尔法小姐不失为一个有益的谈话对象。胖胖的马尔法小姐俗名叫赖莎，50岁左右，待人和气，几年前她出家进了离这儿不远的修道院后，一直无私地照料孤身病人。她对加利娜·捷列辛娜格外关照，因为人们对她说，加利娜致残之前，是个非常虔诚的信徒，笃信上帝。 　　“只有女儿来看她，”修女告诉娜斯佳，“还有一个人关心加利娜，但是从来没有到她那里去过。” 　　“是什么人？”娜斯佳警惕起来。 　　“一个很有趣的男人。大概三四个月出现一次，每次都必定找我问加利娜的情况。” 　　“他是谁？他如何解释自己对加利娜的关心？是亲属还是家庭的朋友？” 　　“我说不上来，”马尔法护士轻柔地微笑着，“我有什么权利问他？他说，他跟加利娜已故的丈夫很熟，我只得相信他。但是我有个印象，他是个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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