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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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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恋爱去呀！”科罗特科夫建议说，“您整天去分析追求你的人的言谈和举止：他怎么看我，说了什么话等等，不也是一项任务吗？” “试过，”娜斯佳坦白说，“不行，任务太简单了，又没有感情。一定因为我是个感情上有缺陷的人。我们走到哪儿了？” 科罗特科夫抬起头，寻找附近的街名和门牌。 “柴可夫斯基大街。” “我们到电话局去，可能不太远。” 娜斯佳回到住处，第一件事就是收拾房间。对她来说做出这个决定并不简单，为此要精心准备一番。 她把打好的稿纸整理好，放成一摞，合上词典、英文书，用塑料罩盖上打字机，把这些东西都推到桌子角上，腾出工作的地方；把两张床上散乱放着的衣服捡起来挂到壁橱里；清洗了烟灰缸，挂起窗帘，关上台灯。现在房里的样子很像她在彼得罗夫克的办公室：一切都井然有序，简朴而无特色。 娜斯佳想在寒气袭人的户外散步之后好好暖和暖和，便洗了个长时间的热水浴。随后她裹在长长的夹睡衣里坐在桌旁做起事来。 过了一会儿，她又怀着几分懊悔的心情想到，实际上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或者是有个害怕她知道和可能吐露出阿尔费洛夫被杀害的真实情况，因此不管她同意还是不同意，反正都要抓住她不放，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企图把她的思想搞混乱，恐吓或收买她。或者是这个人的确需要她帮助进行分析，那样的话，同意还有意义，因为可能涉及更加严重的犯罪，到那时即使出于纯人道主义的考虑也不可放弃责任。也就是，可以同意，但显得并不聪明，也不好意思。 是谁对侦破案件感兴趣，是黑手党还是警方，到底有没有区别呢？更重要的是责任重大，因为负责事件的人可能会有危险，以后还可能会有无辜的牺牲品。娜斯佳叮嘱自己，绝不能把“兴趣”和“原则”相混淆。如果我能做点有益的事防止危险的犯罪分子和保护那些以后的牺牲品，那么我做的一切都应当由我决定，要毫不犹豫地提出条件。如果在我的帮助下这些人被揭露出来了，那么他们也不应成为“分析案情”的牺牲品，而应当交付法院。是的，这应该是一个主要条件。再想一个保证实现这一条件的方式就更好。 娜斯佳把画着惟有她能理解的图形的纸撕成碎片，扔到盥洗室便躺下休息。她感到发冷，或因为气温低，或因为神经过度紧张。她想起给廖什卡打的电话，对自己的冷漠态度又一次感到吃惊。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她用悦耳动听的声音说：“廖沙·米哈依洛维奇牵着狗散步去了。”娜斯佳知道，她的男朋友时常被长着修长的腿和丰腴胸脯的靓丽的女孩子所吸引进发热情的火花。但也只不过是两三天的热情，随后廖沙就跑到她那儿大惊小怪地发议论：“她们都是那么乏味，自然界赋予她们才智，但她们根本不会运用。”只有她，娜斯佳，是惟一可以和他共度时间的人。他和女性的一些典型人物在一起半小时也会感到疲倦。很显然，说话悦耳动听的女人打算留在廖沙那里过夜，再不就是他遇狗的同时送客人到附近的车站去了。娜斯佳悲观地想着：“我甚至不会嫉妒，天啊，我到底还有没有感情，我为什么那么铁石心肠！难道我只能体验委屈和恐惧这两种感情吗？简直是一台失去人之常情的分析仪器。” 斯薇特兰娜·柯洛米耶茨和她的保护天使小伏拉德住在杰尼索夫的冬季别墅，由两个看守监视着。斯薇特兰娜整日尽情享受这免费的休假，不是睡觉，就是在长满树林的地方走来走去。她不愿意考虑任何事，而且她也不善于思考。 伏拉德得到了一切必需的东西。他感觉良好，但和斯薇特兰娜不同，他一直保持着警惕。 “最主要的，”他不停地重复说，“千万不要提到电影的事。你记住没有？在我们不能肯定是否落入了我们那些电影人和他们的朋友手里之前，要一直保持沉默。否则，我们立即就会成为面临危险的见证人。” “好的，好的。”斯薇特兰娜懒洋洋地挥着手说。 对存在的危险，她不怎么理解，但她完全信赖伏拉德。因此，对每天都找他们谈话的斯塔尔科夫，她总是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故事：她看到一个启事，就去谈话，同意在游泳池拍照片，然后等待着结果——土耳其的富翁喜欢不喜欢她。失火的那天晚上，他们把伏拉德送到她的住处，说他没地方住，要在她那儿呆到早上。其他的她就不知道了。 伏拉德照样唱同一个调子：有个他不认识的、自称叫谢苗的人向他建议设法赚大钱，但没说怎么赚。他，伏拉德，是吸毒者，常常如坐针毡，非常需要钱，因此听了谢苗的话他很高兴，便什么也没问就来到戈罗德。他们把他接到斯薇特兰娜那儿并答应第二天早上给他讲清楚。但遗憾的是这场大火坏了事。就这些。伏拉德看出斯塔尔科夫并不相信他。可是他怕说出真相。 市长忙里偷闲，正与夫人和内弟在一起玩牌。市长称得上仪表堂堂的中年美男子。论所受的教育，他是位哲学家，而且是科学副博士。在当上市政府的领导之前，他是一所大学教研室的主任。讲课、写书、发表论文，可以说与世无争。坐在市长的位置上，他依旧书生气十足，远离政界的污秽，保持着和善、诚实的作风，有时甚至显得天真幼稚，他历来热心政治改革。他真正相信英明和正确的领导可以使许多东西向好的方面转化。因此，当有人建议他参加竞选活动时，他欣然同意了。他经过缜密思考，认真起草了自己的竞选纲领，又和他所信赖的以机敏和富有政治远见著称的内弟商讨了一番。在竞选中他终于获得胜利。 “谢谢你，我欠了你的人情！”上任伊始的市长对自己的亲戚说。 “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内弟微微笑着说，“只要你记住就好。” 今天市长情绪特好，甚至对妻子出错牌也没说一句指摘的话。 市长拿起一副牌又放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了一句： “有什么新的犯罪吗？” “和往常差不多，”内弟一边分牌，一边说，“杀人、抢劫、强奷、偷盗。什么事人们想不出呢？很多案件早就有了，现在只不过变变花样。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戈罗德市还是很平静，你自己也知道。对你来说，这不是莫斯科。他们那儿每天都发生五六起凶杀案，而我们平均每周一起。‘帕司’。” “怎么能比呢！”市长不平地说，“那里的人口比我们多20倍。我也‘帕司’。翻上面那张。” “人口多20倍，凶杀案的数量多35倍。你可以看出哪里更安全。你呀，哲学家，你不能把‘2’和‘2’放在一起。”当中学数学教师的妻子干涉说。 市长不声不响地数了数被吃掉的牌，做了记录。几分钟后他又回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上。 “你说，我们戈罗德市反犯罪斗争的情况真的比莫斯科好吗？” “当然，”在市内务处任参谋的内弟蛮有把握地说，“如果你要数字的话，我明天把部里的统计材料给你带来。那里有全国各个地区的资料可以比较。你是个好市长，所以市里也比较安定。哪里安定，哪里就少一些恩怨，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当然，凶杀案归凶杀案，说老实话，很多杀人的事并不是犯罪，而是凶手自己的不幸。嫉妒、不公平、不甘忍受污辱——这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没法掩饰，任何制度都消除不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从个人偷盗和抢劫案来看，我们戈罗德市也比其他许多地方好多了，你要相信我。” “那么，有组织的犯罪呢？” “哪儿的话！”内弟哈哈大笑，摘下茶色眼镜擦去笑出来的眼泪，“亏你想得出，我们市哪里有什么有组织的犯罪？正好，这里有个例证。在山谷疗养院一个从莫斯科来疗养的人被杀了。我们，老实承认，很担心是不是莫斯科的黑手党把我们市作为报复点。和莫斯科刑侦部门一联系，立即就派来一个人。我们到处调查，各个方面都查找了。也考虑过是不是有组织的犯罪，你想最后怎样呢？普通的嫉妒杀人，一点有组织的犯罪的根据都没有。说实在的，还真具有点现代色彩。被害者是个鸡奷狂，而凶手是被他抛弃的情人。” “莫斯科刑侦处的人还在这儿吗？”市长突然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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