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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975年期间，在西印度群岛，我连续处理了几个案件。这些岛屿都很小，没有一个大得可以办起一间刑事实验室。当发生大的刑事案件时，他们有时就要向外求援。因此，我就连续受理了几起案子：维尔京岛一宗醉汉猛击人头案，百慕大岛汉米尔顿海滨一宗强奸杀人案，卡斯特里后面山里两起凶杀和纵火案。卡斯特里是草木葱翠的热带岛屿圣露西亚的港口，许多旅游者要在那里上岸一、二天观赏风光。不久，我就被叫去特立尼达检查盖莉·本森的尸体。她是在一个阿勃杜尔·玛利克，即人们常称之为“迈克尔X”的墓穴中挖出来的。这个墓穴在一个叫做迈克尔X罪犯的花园里。在西班牙港巡回大审法庭审问了这一案件以后回英国途中，我顺便到安提瓜岛(拉丁美洲)帮助伦敦警察厅的警官，他们是被叫到那里去调查一件英国贵妇人在阿拉伯橡胶树林中被枪杀案。 在大多数较小的“天国样的、长满菠萝、有棕搁海滩”的小岛发生严重的犯罪案件时，病理学的标准都是很低的。我所受理的一些案件开始就是马马虎虎处理的。有一例，当地一位权充病理学家的医官说是已经“作过尸体解剖”，并且写了三页纸的检查报告。在我复查时就发现，他甚至连尸体里面都根本没看。当我在一间很热的殡仪馆停尸室里复查尸体时，他一点也不感到害臊。显然他根本就没有完成他的工作。我感到有必要告诉站在我们旁边的警官，我们最好把他那份“尸体检查报告”称为“初验”。 1971年6月10日清早，圣露西亚的老港口卡斯特里那一侧的山边，有一间庄园式的房子突然起火。邻居发出火警，但是等到那辆陈旧的消防车跌跌撞撞地开到城外崎岖的道路上时，房子已经差不多烧光了。 消防队人员在底层卧室里蚊帐和木料碎块中间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这两具残骸是詹姆斯和玛乔里·艾德琳顿，他们是住在那里的一对做芭蕉生意的夫妇。 没有人有任何怀疑。一个地方警察医生在早上5点半钟检查烧焦的尸体。警察警卫着房子。第二天加勒比政府病理学家坐飞机来检查尸体，报告说他们是被烧死的。烧焦的残骸被装进两个塑料袋里，一起装入一个用锌箔衬里的棺木中，埋在邻近的巴伯多斯小岛上圣约翰教堂墓地里。 觉察到这是一宗凶杀案的是一个保险人员。他到房子废墟周围勘查了一天左右。在底层楼房后头的洗碗处一个烂百叶窗子下面发现有一个泥脚印。这个百叶窗被人从外面往里打烂。这里是平房，既没有被烧到，消防人员灭火时也没有使用过这块地方。但在附近的窗台上有一段绿色的胶管：可能是某些人用来浇花园的。 世界许多地方的保险人员对火灾最抱怀疑态度。这个职员拿起胶管端闻一闻，多么强烈的汽油味！他一直沿着房子的后面追踪到汽车房，那里停着一辆汽车，它的汽油箱开着，盖子丢在地上。这是一宗纵火案，凶杀案！ 一个年青的剑桥大学毕业生，分配在伦敦警察厅工作的尼吉尔·福勒，第二天坐飞机赶到现场，撬起烧焦的地板，发现其下有四、五个起火点，并有汽油的碳氢化合物残余。第二天我去查看尸体，实际是去做首次尸体检查。我碰到伦敦警察厅的两个侦探，莫利森警长和奥斯本巡佐。通过调查，他们已经“得到线索”。在那天晚上起火前，有人看见几个人在这问平房附近徘徊。当地警察局长塞缪尔·布鲁克斯已经抓到三个出名的犯罪分子，正在审问。 “工作开展得好快！布鲁克斯先生，”我说。“这很简单，”他说，“在这个岛上如果有什么真正的麻烦事，我就把这三个人抓起来：弗洛伊斯是头目，福查和安东尼·查理斯是爪牙；如果他们没有干，他们也总是知道是谁干的！” 他说对了。弗洛伊斯的颈、手臂有烧伤痕，胸部和面颊有指甲抓痕。安东尼的肩部和手臂被抓伤。这三个人无法证明不在现场，火灾那天他们全都捞到钱。但他们不承认采取暴力——只是抢劫。他们只将那夫妇俩捆起来，没有杀他们，也没放火。头子弗洛伊斯说那不过是不幸的巧合。必须拿出其他证据来。 第二天早上6点钟，我们集合在圣约翰教堂墓地，发掘尸体。因为没有隐蔽，这个现场的热闹程度甚至胜过在肯辛顿挖掘贝丽尔和吉拉亭·伊文思的尸体。数以百计盛装的男女拥挤在教堂墓地墙外，有卖冰棋淋的货摊和成群的孩子瞪大雪白的眼睛渴望着他们从来见过的盛会。警察挖出死尸来啦！凶杀案！英国科学家！伦敦警察厅！ 三小时后，因为受到挫折，我感到心神不定。只有一个老年挖墓人在挖，用的是陈旧的铁锹和两个搪瓷碗，这两个搪瓷碗全都生锈，每盛一次泥土拿到墓边时，大半都漏了回去。这个墓穴长8英尺，宽6英尺，深5到6英尺，刚够两个人并肩躺下。这个老者很快就疲惫不堪，却又没有人来帮他的忙：他是官方的掘墓人，达便是他的活儿。要是有谁下去墓穴帮他，他就会上来。大约每10分钟左右，他就要休息一次。有时要喝一点“古柯碱”，然后又开始挖，但越来越慢。火辣的太阳烤了我们足足三个钟头，其后我们才看见棺盖。可是墓穴旁边的泥土又崩塌下去！又过了一个钟头，这副很重的双人棺木终于撬起来？，其底下足以穿过粗帆布带。 当在伊丽莎白皇后医院打开棺盖时，气味使人感到非常可怕。在我检查这两具烧焦的尸体时，在解剖室的观众马上就跑光。尽管烧得严重，我还是能看到男尸的颅骨在左耳上方被钝器砸碎。其下有血凝块提示脑表面挫伤。我认为这个打击非常猛烈，足以造成意识丧失，不过还没有杀死他；在他的肺里，细小支气管发现有烟灰颗粒，血液和肌肉颜色的改变说明他还吸入了一氧化碳。死因是由于吸入火烟造成的窒息。女尸被火烧得更厉害，全身炭化。颅骨只剩下颅底部分还粘着一些脑组织。但是在她那烧焦的牙齿之间残留有塑料包裹的布线条残余物，说明她是嘴巴被布塞住之后放在那儿烧的。她的肌肉显示红色说明她也吸进火烟(通过鼻子)。 当我离开巴巴多斯岛回伦敦时，要携带我那个大的黑旅行袋有点困难。一个年青的好管闲事的班机货物管理员说，这个旅行袋太大，放不进一等机舱。我说我带着这个旅行袋己旅行过许多地方，不打算将它丢掉。我没敢说里头有二具死尸的残骸，要带回盖氏医院我的实验室。毫无疑问，旅客不会喜欢将尸首放在机舱里，班机职员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将死尸放在飞机上，就是放在货舱里也不行。最后我找到一位保安官员说服货物管理员说，这个袋里有一些“高度机密的内政部资料”必须放在我身边：有警察特派员的委令。这个年青人才勉强地让这个旅行袋带进去。 对血液和肌肉标本的实验室检查证实两具尸体都含有一氧化碳，没有什么怀疑，这夫妇俩是被残酷地用火烧死的。 三个月以后，弗洛伊斯、福查和查理斯在卡斯特里一间非常闷热的法庭里受审。尼格尔·福勒和我坐在那里直淌汗，他列举纵火的证据，我列出凶杀的证据。那些戴假发的，在伦敦训练过的辩护律师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福查站在被告席那里说，弗洛伊斯告诉他必须将受害者烧死，“因为英国有一种使死者说话的新方法。”弗洛伊斯似乎真的相信可以从死者那里将电子录音到磁带上去。“如果我们烧掉他们，那么灰烬就不会说话了。”检察长约翰·林韦克在他总结发言中提到这一点，指出灰烬通过尼格尔·福勒和我自己的证据已经非常雄辩地说话了。三个人全部被判有罪，处以绞刑。 有一次在电话里听见一个很有教养的声音说：“教授，我这里是外交部，我想看看您明天早晨是否能到特立尼达。那是迈克尔X案件。地方警察发现一个英国姑娘的尸体埋在他的花园里，而且说这是一宗凶杀案，想得到您的帮助。” “晤——噢，是的，当然喽。”但是我还不清楚明天的工作安排。就象心不在焉的希莱里·贝洛克那样，由于要作公开演讲，他打电话给在伦敦的秘书说，“亲爱的，我现在在克鲁，我应该去哪里？”我记得当时是星期五晚。没有再好的了，因为我在特林乡下我的家里可以轻松地过一个平静的周末。 “是的，当然。”我重复着说，“早晨我可以离开。” “好极了。”在电话的那一头用纯正的英语说。“我们会把您的飞机标放在希思罗的英国海外航空公司办公桌上。坐9点15分BA697班机。我们会通知特立尼达。要不要我们派汽车接您？” 好一个平静的周末！到星期六黄昏，我飞了4000英里到皮阿可机场。再驱车15英里离开西班牙港到阿丽玛花园，碰见了警察局长尤斯塔斯·伯纳德，看了一下被烧掉的房子和发现两具尸体的墓穴，在希尔顿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到星期天上午9点钟，我们全都到综合医院那间通风很差的解剖室，对腐烂的，发出臭气的受害者衣物、刺创和凶器等进行检查和照像。下午2点钟，经午餐讨论以后，我们又出发到西海岸海湾，那里另一个受害者斯蒂维·耶蒂斯前不久“意外地”溺死了。下午5时30分我去洗澡。7点在西班牙港闹市的中国餐馆，大约有20名当地医生，包括我的老学生和律师，设宴招待我。10点，经过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猛冲赶到机场，为我的耽搁向英国海外航空公司表示歉意后，登上BA697(现在是698)班机，机上的女乘务员说，“先生，我以前没见过您吧？”她是经过一天日光浴休息以后准备回家的。星期一早上8点回到希思罗。 “请你猜猜我是在哪里过周末的。”上午9点30分我对在盖氏医院的秘书希拉丽·怀特说。 “我在报上已经看到了，”她回答说，“你这一次旅行愉快吗？” 是呀！我已经从时常被约请到国外处理犯罪案件中得到许多乐趣。他们帮了我一个“忙”，使我逃脱了在英国必须处理的日常工作。 “对，怀特小姐，”我诚实地说，“那是一个非常欢乐的周末”……我忍住一个呵欠。一大堆星期一的常规工作摆在面前。经常都是第二天你才感到疲劳。 这真是一件轰动全世界报刊的工作。迈克尔X或阿勃杜尔·玛利克，在任何地方都是使人讨厌的。虽然新闻记者不期望一个英国姑娘被杀案成为下一次的新闻，但他们还是察觉到一点事情的发展。 玛利克出生在特立尼达，父亲是葡萄牙种植园主弗莱塔斯，母亲是西班牙港的黑人姑娘。他来到伦敦在诺汀山与一个黑人姑娘结婚，然后逐渐进入堕落世界。他变成一个嫖客、酒鬼、赌徒，加入了腊次曼的“不动产”行业。腊次曼是讹诈财产的人，他通过雇用象弗利他斯那样的暴徒在佩丁顿有色人种地区制造恐怖，让那些土地占有人放弃他们法律上“占有的财产”，因而让他的财产价值暴涨。 玛利克，就象他自称的那样，被美国一个自称为马尔科姆X的人领导的黑人运动所迷住。玛利克效仿他，用上迈克尔X的名字，创立了一个“种族调整行动协会”，并自命为伦敦黑人社会的救世主。“当你想到我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希特勒……他有力量！”他告诉他的信徒。他教他们组织力量，鼓吹向任何与黑人姑娘在一起的白人开枪。这导致他在1967年以种族关系法被监禁12个月。1969年夏天，他被指控抢劫及勒索钱财时逃亡了。1970年听说在特立尼达又发生一次。英国当局并不去寻找引渡他，宁愿让他到随便什么地方去而不让他在伦敦的讲台上挑起种族冲突。他有许多有钱的朋友——小戴维斯，约翰·伦农，作家亚历山大·特劳基，尼格尔·塞缪尔，百万富翁的儿子——有不少的信徒真诚地相信他就是黑人的救世主，而且认为不可能会有最后使他垮台的那种犯罪活动。 跟随玛利克的人中有一个外貌迷人的英国姑娘益莉·本森，当时20岁，是个正直的有教养的人的女儿。她的父亲是名人录里的一员，船长利奥纳德·普勒奇，是个作家、旅行家、军舰发明家，查塔姆的前议员。她和玛利克的关系不是肉体的，肯定没有性关系。她和他的一个穆斯林信徒海金·詹马尔生活在一块。但玛利克能象教唆犯那样控制着她。他从没有过抛弃他的老婆德莎丽的想法，一闪念头也没有，但却企图无情地控制盖莉这个姑娘的意志。他们在一次宴会上相遇，玛利克把她描绘为“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姑娘——长而直的黑发，皮肤象黑橄榄”。他说他已经“对她做了各种罪恶的事，她却从未抱怨。但我并不因此而爱她，我恨她。有一次我将她四肢绑在床上鞭打，一直打到我疲倦。”她并不计较。对于他，她虔诚得就象十足的奴隶，而她只不过是许多被他弄得神魂颠倒的白人姑娘中的一个。 1969年，当玛利克从伦敦逃跑时，盖莉和她的爱人海金·詹马尔跟随他到特立尼达。开始他们大家过得不错。玛利克再干起勒索保护费、卖淫，并逐渐走向政界。举行会议酝酿游行，接着是黑人运动的示威，最后挑起1970年使警察总署撤退的兵变。在这方面，玛利克被深深的陷在里头，而当这兵变被镇压下去时他的名声便在为衰落。这时他缺乏银钱，到1971年底，他菲常急于买下阿里马一所价值2万英镑的房子。这房子离西班牙港大约有20英里远。他开始持枪勒索，组织武装抢劫，而且派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叫约瑟夫·斯卡利特的罪犯去袭击一个乡村派出所(这是他的致命错误)。斯卡利特不服从，而玛利克却简单粗暴地命令他去执行。包括斯卡利特在内的一伙人挖了一条深沟。当这条沟挖好后玛利克就用一把弯刀将这个违抗者斯卡利特的头斩下来，并把他理在里头。这条沟填好之后，玛利克命令他的花匠“种点东西在上面”，第二天就种上一些莴苣。干这种事情的代号是“种树”，玛利克的同伙都知道他们当中的任何人随时都有可能落得同样的下场。 斯卡利特是在1972年2月8日被杀的。仅仅几天后，他们这一伙的另一个成员斯蒂维·雅蒂斯在去桑斯·索西海湾作游泳旅行时“失踪了”。那是一个很平静的小港，我自己一个人曾去那里游过泳都很安全。这伙歹徒里每一个人都紧张不安，脾气暴躁。一个月没有看到盖莉工没有一个人想要问问她的情况。局外人都避开这一伙， 后来，突然整个肮脏的勾当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完完全全暴露出来了。玛利克带着他的老婆到圭亚那作“讲演旅行”，就在那天晚上，他那座房子被他那带枪的歹徒中的一个点着火。当玛利克一住进乔治城里一家小旅馆时，他就接到了火烧房子的消息。他的反应很奇怪。他打电报给他在西班牙港的律师，要他出示禁令，禁止任何人去检查他的房子。但太迟了。警察跟着消防队去了。一个巡官认为花园里那小块土地的莴苣长的“太高太黄”。他的随从将这些莴苣挖出来，就发现了斯卡利特的墓穴。两天以后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墓灾。离地面约5英尺深，发掘出一具穿着粉红色上衣和玫瑰色紧身短衬裤的女尸：一个白人妇女。 两天后，我到达特立尼达不久查看这座墓穴时，取了泥土标本。警察局长开车送我回希尔顿。当我们进入酒吧间时，那里的谈话中断了。他们全都知道我为什么到那里：《百眼巨人》晚报已将我的照片登在头版，因此很难假装说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旅行推销员。 世界各地的新闻界代表都已飞到皮阿可机场。在希尔顿酒吧间饮朗姆酒或者可口可乐，随便凑在一起吃晚餐的或走到阳台或围在池子边的人中，我认出不少。事实上，我所感兴趣的只是睡觉。原来的计划是早上“到教堂去”，但中途我拐弯到了停放盖莉尸体的医院，因为去做礼拜太迟了。 警长麦克·菲利浦对尸体作了初步的个人识别。后来由她的牙科医生劳伦德·奈特检查了她的牙齿，认出了他帮她填补的35个牙齿中的25个。根据埋葬的情况、深度，我估计她已经死了大约2个月，因而是在斯卡利特死前一个多月被杀死埋掉的。 检查尸体没有发现使她丧失活动能力的殴打，也没有性暴行的迹象。她的脸没有损伤，但她却明显地抵抗过攻击。发现一个咬下来的指甲在她舌后的咽部，这指甲不是她自己的。她的前胸部被砍了10刀，但都不深，只砍破了皮肤。背部肩胛下角有一个一英寸宽的刺创，同样也很表浅。左臂肘关节处有一个贯通刺创，入口4英寸，出口2英寸，外观是典型的“防卫伤”。最后有一处刺创是使她致命的，该创位于颈胸交界处，创口细长，左右向，长3英寸，穿入左胸，深达6英寸半。它穿过胸骨上端，进到左肺，使血液和空气进入胸腔。我告诉警察，凶器是一把长刀，刀尖锐利，刀刃至少能够刺穿6英寸以上。因为它穿通胸骨，刺戳力量肯定是相当大的。这一刺创本身就足于致死。但它却不是唯一的死亡原因。在她喉咙的后部，气管和呼吸道都发现有污泥，与我从墓穴那里取来的标本相似；在她的胃粘膜上粘有更多这样的泥土。她吸进和咽进这样多泥土的事实证明她还没有死就被埋葬。紧接着的呼吸道阻塞必定加速了她的死亡。指甲还在她的喉咙里，既没有被呛出来也没有被吞下去这样的事实，说明指甲刚咬下她就被埋葬掉，而且死得很快。 一位报社记者在马萨诸塞州发现死者的丈夫海金·詹马尔，他说他正在寻找盖莉。“三个星期以前，自从她在特立尼达失踪以来，我就一直在找她。”根据特立尼达警察的调查，近两个月来，这个岛上没有谁看见过她，当时他们已要求圭亚那的警察拘留玛利克。他们发现玛利克的老婆还在乔治城，但这个迈克尔X叫他的总管刮掉他的胡子以后就失踪了。“我说我不是理发师，但他用剪刀尖对准我强迫给他剃，”这个总管后来在法庭上说，“我太软弱了，”他补充说。 剃光胡子的玛利克穿上一件粗布新外衣，戴上黑眼镜，出发去离巴西边界约300英里的地方。才走60英里，在一个密林里就遇上一个测量队。这时他已经跌跌撞撞，全身湿透，疲惫不堪，身上只带着小刀、鱼钩和绳子。当时已是黄昏，他们就带他到樵夫的棚屋里。一个测量队员认得他，就打电话给警察。第二天破晓他醒来的时候，三个端着手枪的圭亚那警察面对着他。“请别开枪，”就是他说的一切。 8月，玛利克以谋杀斯卡特利罪受审，被判有罪，处以死刑。特立尼达政府还控告他谋杀盖莉·本森，也许是因为害怕他可能上诉而逃脱第一个判决。其他两个人，斯顿富·阿勃特和艾瓦德·彻迪，也被指控谋杀盖莉。10月我回到特立尼达在地方法院作证。同时我在西班牙港接受邀请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医学会作一次及时的“打气”谈话，内容是在怀疑犯罪行为时医生应该做的工作。 地方当局决定对阿勃特和彻迪交付审判，但一直拖到八个月后即1973年7月才进行。同时玛利克仍然在押。他施展了各种上诉的手股，外界仍然广泛存在着恐惧。1973年5月，海金·詹马尔在波茨顿他家门前被五个带枪的歹徒杀死。一般人都认为：是迈克尔X从他那死刑囚犯的牢房里下令“处决”海金的。这就可以解释当我回去参加审判阿勃特和彻迪时所受到的严密保护。便衣警察日夜都坐在我卧房外的走廊里(就好象我是一个同案被告)，另外两个人则负责在我去水溏沐浴时跟着我。人们普遍还害怕玛利克可能会采取另一次突然袭击，就象三年前那次，他把整个中央警察局包围起来一样。 西班牙港的第一号大审法庭是使人印象深刻的：一个又长又阔的法庭，有很大的窗子，窗门朝一侧开，天花板很高，装饰华丽。法官加文·斯科特先生，穿着红色长袍，戴着假发，接受检察长、副检察长和辩护律师照例的表示敬意的鞠躬，在一些例行的异议之后，陪审团宜督就职。一个被告反对我出庭听检察长说明案情，因为他可能提示我和其他证人要讲些什么，这样我就离开法庭或是在“加尔各答土牢”里等候，那里大约30个证人在流汗，或是在外面骄阳烘烤的阳台上等候。没有一个人忍受得住这样的闷热。 我悄悄地溜进有冷气设备的第二号法庭消磨时间。这里在复审另一个刺杀案。 我正在看得入神，听到走廊里在叫我的名字。我回到隔壁一号法庭。 在这个案件中，我的证据没有受到反驳，主要由另一证人阿道弗斯·帕米沙证实，他参与这一凶杀案。他说盖莉被斯蒂维·雅蒂斯引诱到凶杀现场，斯蒂维后来又“意外地被淹死了”。他指给她看挖好的坑，她问是用来干什么的。“把鲜货放进去腐烂，”他回答说，然后就将她推进去。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以后是斯蒂维(他们说)用他的弯刀砍她的脖子。 阿勃特和彻迪都被判死刑。迈克尔X的最后上诉被伦敦枢密院于11月驳回，终了被处绞刑。这差不多是在盖莉和斯卡利特被杀后二年的事了。 (伍新尧 郭景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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