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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模式的变革非同小可
作者：余应源
在由苏教版小语教材编辑部和江苏教育出版社组织召开的国家课程标准实验总结研讨会上，《语文课程标准》负责人巢宗祺教授发表了《谈谈“语文素养”》的讲话，他指出，“近几十年来，语文教育经历了由‘知识利益’向‘能力利益’的教育模型发展的阶段。”“这次课程标准的出台，就是要在上述两种模型的基础上建构起‘语文素养’的教育模型。”“过去的两个阶段，记忆也好，训练也罢，构建的是一种线性的模型；现在是三个维度，构建的是立体的模型。”（讲话全文参见江苏教育出版社网站，文章链接：ｈｔｔｐ：／／ｗｗｗ．１０８８．ｃｏｍ．ｃｎ／２００１１１／ｃａ７２５．ｈｔｍ）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期特就这一问题组织了一组文章，希望引起大家思考。
巢宗祺先生在《谈谈“语文素养”》的讲话中指出“提出语文素养这个概念……意味着语文教育模式的重大突破与变革，是非同小可的。”这确是关系语文教学成败的重大问题，值得语文教育界关注研讨。
我１９９５年在江西师大学报第二期发表《论我国语文教学基本模式》一文，以为从汉朝以来两千多年共经历三种基本教学模式：１９０４年以前的两千年可概括为以“诵读儒家经典为中心”的泛语文教学模式，１９０４年之后逐步形成了以“讲授选文为中心”的近代教学模式，直至这次课改之前我国语文教学基本都如此?鸦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的语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了以“言语技能训练”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才是语文教学的发展方向。显然我和巢先生的看法不尽相同。而认为这一问题非同小可则是共识。
古代模式再不赘言，但必须指出，我国语文教育由古代进入近代独立成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近代讲授选文为主模式的形成是借鉴日本学习西方，彻底否定古代泛语文教育的结果，完全没有考虑语文教学与汉语、汉字特征的关系，没有总结古代语文教学的是非，而是从政治出发彻底否定了基于汉语、汉字及汉人习得母语特点而形成的古代语文教学经验，中断了我国语文教育自然发展的历程，形成了汉语文教育历史发展的断层。彻底否定古代诵读“三、百、千”以集中识字为教育起点的一整套历史经验，明显降低了母语教学的水平。历史的教训不应忘记。
语文课程独立设置一开始的目的便是为“公私实用”，“用”就必然是能力取向。到２０年代有人开始逐渐在语文教学中加进了作为选文附庸的语法和文章作法等知识。而叶圣陶先生则编过以写作知识为主导编排成单元的课本，５０年代文学、汉语分科的教材及教学确以知识为主导。但这都是历史中短暂的个例。从我国上世纪前六十年的总体看，并不真正属于语文课自身知识体系的那些语法、文学等知识，仅仅是讲授选文的附属物，甚至只是点缀，教与学的功夫都以理解文章内容为本，课堂主要是由教师讲解自己对选文的理解。其实至今连什么是语文课自身的知识都未明确。因此，谈不到什么真正的语文教学“知识利益”模型阶段。最多只能说存在过“泛语文知识”模型吧?
６０年代前期，吸取１９５８年“教育革命”语文教学突出政治而水平急剧下降的教训，大体明确了语文课程的工具性，提出了以培养语文能力为目的的语文“双基”教学，强调进行严格的基本功训练，语文教学进入一个新阶段，也许这便是巢先生所说的能力利益语文教育模型吧。需说明，“双基”指的是知识与技能，不是知识与能力。“技能”与“能力”是相关而不同的概念。这是教育心理学的基本常识。可惜，第一，语文课自身的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是什么，没有研究清楚?选语文知识，只是语、修、逻、文等各自成学科的一些知识在语文课本中仍各自为序的混杂物，语文课程自身的基本技能仅说是字、词、句、篇，更是杂糅不清，就连“训练”与“练习”至今不少人仍然区分不清。第二，不明不白的“双基”就我国语文教学的总体看，还一直是讲读选文的附庸与点缀，特别是技能训练远未成为语文课堂教学活动的主体！
到了８０年代重提“双基”，适应时代的发展，语文教育界明确地提出要开发智力培养能力，双基则扩展为“字、词、句、篇，语、修、逻、文，听、说、读、写、思”共十三方面，更加庞杂！且不知怎的，“技能训练”变成了“能力训练”，完全混淆了心理学上的不同概念。不过历次大纲的修订，确在一天天加重读写听说“能力”（技能）的训练，九年义务教育大纲已列出了几十个训练项，教材也逐步变为有训练重点的单元编排，确有走向科学训练以求高效实现“能力利益”的趋势。但可惜，心理学概念的混乱表明科学的“能力利益”模型并未真正形成。况且，多数教师仍停留在讲授一篇篇选文的水平上，并不注意单元训练；更糟的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趋势日重，“四选一”之类的高考题腐蚀了读写听写的“能力”训练，练习错位了，离能力的科学培养更远了，把选文也搞得肢离破碎，题海战术使师生疲于奔命，厌学厌教现象日重，语文课程的地位、教学水平恶性下降。修订大纲教材中一点可怜的进步，几成泡影！从全局讲，我国语文课程哪能谈什么能力利益模型阶段！
从根本上说，从教学实践来判断，我国从古至今语文教与学的主体都是读解选文！古代是儒家一家之文，主要强迫学生自己读背感悟；近代却是选古今中外百家之文，学生读（日渐减少）外加了老师讲解；总之一直是选文中心，谈不到什么语文课程自身的知识利益，也难谈能力利益。“选文之道”的利益，这才是我国语文教学不变的主流。
但也要看到，我国百年语文教育，实实在在有探索课程自身的知识与技能以实现语文能力科学高效培养的趋势。这是历史，是百年语文教育界无数人努力的客观事实与结果，历史是自然发展的，是任何人否定不了的。
以叶圣陶为代表的一批语文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的先驱，他们忠于教师的专业职责，他们通过课堂专业教学（“学得”非“习得”）——训练来培养能力，以实现“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目标，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语文教育的发展。特别是上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在语文教学改革的实践中，出现一批杰出的语文教师，他们开始找到了高效培养语文能力的道路，一种全新的语文教育模型，崭新的以言语技能训练为中心的模式诞生在中华大地！
要先提一位已被遗忘的６０年代我国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杰出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的周学敏老师，那时的《人民教育》杂志有几篇介绍她的文章，值得我们重读，我手中仅剩一本１９６４年第３期，其中发表了她《改进语文教学的几点体会》一文。涉足语文教坛不久的我，有幸在那年四月，听了她一周的文言教学，去她家拜访作了一次长谈，可惜听课笔记、访问记录等，全在“文革”中被打砸掉了！更可悲的是，“文革”中她被冲击，早逝了！但她是永活我心中的师长。这里仅略提她的作文教学：
周学敏老师把学生作文中的问题梳理出来、排成序，然后一个个解决，配合上相关的选文组成单元，一个单元解决作文的一个重点问题，虽还是做综合作文，但作文指导、批改、评分、讲评都突出训练重点，符合单元重点要求的给高分，非训练重点的问题在以后的训练单元中再去解决。这样实际上形成了以作文技能训练为中心，读写结合，选文服从技能训练的语文教学模式！
几乎同时，南昌二中潘凤湘老师进行课堂“八步读书法”，后定名“教读法”的语文教改实验。８０年代语文杂志介绍过他的教改，这里仅概括几句。潘老师将阅读活动分列成项，然后一一训练，查字典选义、概括句意、归纳段意、归纳中心、评议文中问题……，先是记叙文阅读，然后是说明文、议论文、文学作品，一项项训练，教学以使学生学会、掌握该项读书方法为中心，选文服务于技能（读法）的训练。他的初中毕业生，会读书、爱读书、能自学，能写出很像样的分析文章的文章，一般高中毕业生都比不了。
一个以作文问题为中心、一个以阅读方法为中心，实际上都是以技能训练为中心来组织语文教学，他们也用选文，但选文的地位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选文服从于训练，真如叶老所说无非是例子。这才是完全符合教育心理学原理的，以学生发展为本，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的真正立体的能高效培养语文能力的语文教育教学模式！
上世纪８０年代，语文教改蓬蓬勃勃，不少教师都不同程度上走向和周、潘两先生类似的道路。钱梦龙、陆继椿、刘胐胐、魏书生等老师，均以不尽相同的语文技能为中心来组织教学，使选文服从于训练。不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都走向了我国语文教育前无古人、以文（言语形式）为价值取向，从而使学生学会更好地“取道”与“布道”的，以文的技能训练为中心的新型的语文教学模式。他们杰出的语文教学业迹早已融进了学生的生命，他们教改的光芒早已照耀着我国语文教坛，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可惜人们至今还没有认清他们教改的意义，还不明白他们构建的是一条通向语文教育光辉明天的高速公路！
可悲啊，到了科学高度发达的２１世纪，我们的语文课程改革却被人强行推向非科学化的道路，淡化知识、淡化训练，否定教师的专业训练，只强调“习得”而不研究“学得”，再次回到古代强调学生的自我感悟，将百年来千辛万苦得来的探索语文教学科学化的成果，斥之为科学主义、行为主义而加以否定；将我国百年来的语文教育的史实一概斥之为“传统”教育，而一律将之革命！历史总是曲曲折折，一些被历史否定的东西常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古代文是道的附佣、文以载道文服务于教化，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文服从政治，强调语文课的政治思想性，现在强调语文课的人文性，这些在本质上难道不一样吗？
泛杂的“语文素养”模型，不是百年语文教学发展的结果，而是历史的叛逆、历史的倒退。警惕啊！但愿我国语文教育的历史不再出现新的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