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期
章熊先生的发言
作者：佚名
我首先要谈的是感谢。我曾经收集过很多语例，比如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赛颁奖典礼上、奥斯卡电影颁奖典礼上，那些获奖者的发言，大多数都要说一些感谢的话。我原来不懂，以为这都是些套话，当然是些带有一定文化内涵的礼仪性套话。现在我懂了。
我要感谢我的好朋友。我这辈子有很多好朋友，是能够横挑鼻子竖挑眼、肝胆相照的好朋友，我受他们帮助很多。他们今天有来了的，有没来的，也有的永远不会来了。鸿苓、建华，我想你们！
我还要感谢那些反对过甚至批判过我的人。如果没有这些人，我可能停滞不前。我也许会偷懒，也许我还想干，可不知道下一步往哪儿走。正因为有了反对的人，我才不停步，才知道下一步往哪儿走。
我还要感谢我的命运。命运让我遇到了吕先生和叶老。“春风沐雨，惠我良多”，而且耳提面命。在语文教学上他们为我引路。吕先生对我的指导待会儿我还要谈（事实上，我现在干的事就是吕先生教我做的）；叶老当面批评我：“你写的东西人家不大好懂，你能不能写得让多数老师能看明白？”真是一针见血！我努力去做，到现在我还没做到。我发现，当我想把一个问题说得通俗一点的时候，有些问题我自己还没搞明白。
他们不光是引导我在语文教学道路上走，还教我怎么做人。文革以后有一段时间我情绪非常低落，进入了一个低谷期。我给吕先生写信，我说：“我想哭。很多过去在我眼前带着神圣光环的东西今天在我眼前一点点地碎了。我想哭，我找谁哭呢，只有找老师哭。”吕先生给我回了一封长信，有些话我现在可以背下来。吕先生说：“年轻人是从小说里看世界——一个玫瑰花世界。年龄渐长，涉世渐深，随波逐流者是大多数，推波助澜者有之，‘回天乏力，至死靡它’者只是极少数。”最后说：“我劝你读读二十四史消消气。”吕先生的话让我重新振作起来。当然，我要说明一下，“回天乏力，至死靡它”我做不到。我不是什么高尚的人，我有七情六欲，我有很多私心杂念，我能做到的只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找到一个目标做下去，毁誉在所不计，我行我素。
叶老对我的感召力更强。我对年轻老师很热情，他们也感觉得到。我要求他们对他们以后的人也同样热情，我又特别说明这并不是我本来具有的品质，是叶老教育我的。叶老跟我们家关系很密切，他是我的表姑父，又是我爷爷的学生。我爷爷有很多有名的学生：顾颉刚、俞平伯、叶圣陶、王湜华、顾廷龙。可是解放后，我始终没有去见叶老，莫名其妙的一股傲气。我觉得，你是教育部副部长，我是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我不攀附。还是叶老特地写信叫我去见他的。见面之后我真后悔，我感到自己的无知和愚蠢，实际上所谓的孤傲气背后掩藏的是自卑感。叶老给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改稿子。叶老这样对我，使我懂得了学会了怎样对待年轻人。
我还要感谢命运——厄运。文化大革命时，我在北大附中受冲击，受很大冲击。我曾经想过自杀，而且准备自杀。但恰恰是文化大革命让我找回了自我。我曾经是一个很虔诚的人，虔诚得近乎宗教狂热。我当团员的时候，党员的话都是对的；入党以后，上边的话都是对的。我有没有自己的想法呢？有。有一点不同的想法，马上感觉到那一定是我错了，需要自我剖析，自我改造。正是文化大革命让我找回了自我。我这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做过很多错事，有些是终身追悔莫及的错事。我以后还会犯错误，还会做错事，可是有一种错误我不会再犯了，那就是“随风跑”的错误。
有一点很有意思：我现在对语文教学的一些想法，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萌芽的。其实也很简单，有很多东西过去视而不见，是因头脑里存在着某种固定模式和框架，这个框架不打碎，就看不到别的东西。文革一开始，我真以为自己错了：我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我错了！可什么是对的呢？我不知道，头脑里一片空白。正因为一片空白，所以有些过去没有看到或者视而不见的东西反而看到了。我在我的文集前言“回顾”里写到了这个过程。我把它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在错误的航线上能发现新的岛屿。”当我们习惯于某种模式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会视而不见，恰恰是迷了路反而会有新的发现。这是我的体会。
第二点，我还在干。我和彬福、本华，还有一些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合作写了一本书，四十多万字，叫做《中学生语言技能训练》，不久前交稿了。我始终认为中学语文课是综合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同时我也始终认为，不管你怎么说，中学语文教学的核心是对学生进行语言教育。同时也要承认，我们过去的语言教育是失败的，要创一条新的路。
在这里我必须说到吕先生，我现在做的事，就是吕先生引导我做的。吕先生谈中学语言教育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次。第一次是１９５１年，当时我刚开始教书，在清华工农速成中学。带着教学中的一些疑惑，我到了吕先生家。他当时住在清华北院（现在房子已经没有了）。我把一些事情的前前后后说了之后，就提出问题。我说：“这么教语法没意思。”吕先生说：“对，没意思。”我说：“那，应该怎么教呢？”吕先生停了一下，想了一下，用手比画着：“我们常常有一些想法，合在一起成了一个长句子；这个句子太长了，一拆，又拆成几个短句子。你能不能把这个教给学生？”吕先生当时的音容笑貌以及手势，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因为从这时候开始，吕先生领我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第二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文革后我到吕先生家里去。我说现在有人提出要少讲一些语言知识，吕先生说：“不，我的看法相反，我认为应该多教一些语言知识，可不是现在这种教法。”吕先生打了一个比喻，说“现在这种教法，等于是把孩子带到动物园以后，不是看狮子、大象怎么生活，而是把他们带进标本室，看死气沉沉的一鳞半爪。”后来吕先生把这个比喻用在其他一些稿子里，可见这个想法他酝酿已久了。吕先生的话让我体会到一点，就是我们的语言知识系统要改造：从静态的描述转到动态的研究，而且具有可操作性。
从１９５１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了，我一直在走这条路。我进行过两次实验，一次是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在北大附中，还有一次就是这几年，我、彬福、本华，还找了一些第一线的老师们，一起搞。两次实践的结果，我相信这条路我找出来了。可是我也知道，要把这些内容变成老师们的共识，转化成教学程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条路我可能走不完了，这条路我走不完，彬福、本华，还有崔琪你们，一定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