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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中的隐忧
作者：刘宇新
樊哙的确是“屠狗”出身。身为一介武夫，战阵中常常是斩敌方几十首级；他也的确行事粗鲁，当高祖“病甚，恶见人”时，只有他敢于“排闼直入”。然而，樊哙既然能被“多智谋”的刘邦选做参乘（贴身侍卫），就说明他不可能单靠蛮力担此要职。史有记载，当刘邦“入秦宫，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时，就是这个樊哙首先谏沛公“出舍”。徐广对此注释：一本“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将欲为富家翁邪？’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哙曰：‘今臣从入秦宫，所观宫室帷帐珠玉重宝钟鼓之饰，奇物不可胜极，入其后宫，美人妇女以千数，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愿沛公急还霸上，无留宫中。’”虽说是后来由张良再谏，刘邦才应允，但足见樊哙的直言快语并非信口开河，而是大事不糊涂，孰重孰轻心中了然。由此可见，不能因为樊哙行事蛮莽、粗率，就认为他是一个事事听命于人，脑不主行的人，恰恰相反，他应是一个有勇有谋，尽忠其主的人。难怪在《中国历代通俗演义》中写到鸿门宴一段，也说是“宴鸿门张樊保驾”。
至于《鸿门宴》中某些语句的“一字不易”，本也不是什么问题。例如，“鲰生教我距关无内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一句，在《留侯世家》中就是这样说的；项伯见沛公一段的描述，《留侯世家》与《鸿门宴》也“几乎一字不易”；而项羽见樊哙一段的描述，《樊郦滕灌列传》与《鸿门宴》更是多有相近。其实，原因很简单，司马迁的《史记》虽然使用了一些文学手法，但他毕竟是在写历史，不是在编故事。所以，“不避重复”，是史家尊重史实的表现，根本不存在“有意还是无意”的问题。
现在，可以说一说“快乐阅读”。遵照吕波老师的理解，所谓“快乐阅读”，是促使学生在阅读中去“探幽览胜”，以在阅读中发现问题为“快乐”。这本是一件很能体现当今课程改革思想的大好事。问题是如何引导学生去生疑。从《“樊哙闯帐”的快乐阅读》中可以发现，学生的疑问是从教师那里得来的。教师的疑问是“樊哙的那番话好耳熟，——与项伯夜访时刘邦对他说的话几乎一字不易！这是为什么？”教师不但产生疑问，而且布置学生阅读《史记》里的相关篇目。这两步是值得称道的，体现了教师的引导作用。学生带着教师的问题去阅读，再去发现新的问题，这一步同样值得称道，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探究。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快乐阅读”出了问题呢？当然问题首先还是出在教师身上。如果说教师最初的疑问值得去探究，那也不能为得出“樊哙不可能说出那番话”的结论，而任由学生去做“串口供”和张良是“总导演”的猜想，更何况学生“猜想”的依据非但不充分，有的还带上今人的思维，甚至是学生幼稚的认识。学生的“探幽”不循其径，不按其理，甚至不能客观地使用史料，这是产生问题的一个原因。当然，现在的许多“探究”不重目的，而重过程，让学生在“过程”中得到提高，这本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便是“过程”，也应当清楚完整，合乎逻辑。遗憾的是“作为导演，张良是可以打上满分了”“而只有得到项羽的欣赏才能虎口脱险，死里求生”，这种结论的得出，却没有一个清楚完整、合乎逻辑的过程，这是产生问题的又一个原因。最后说到教师最初的疑问。教师“一字不易”的问题，引出的结论是张良是导演。先不说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单说这个结论的意义何在？从文学的角度看，《鸿门宴》塑造了刘邦、项羽、樊哙等人物形象，而对张良并未浓墨重彩，阅读《鸿门宴》不在关键人物身上设疑，而把着眼点放在得不出有价值结论的人物身上，舍本求末，追求新异，这样的引导是产生问题的第三个原因，却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引导学生做一点“探究”，其实是一种很好的教学形式；由教师引导着去“探究”，更是值得提倡。然而，要想使“探究”达到预期的目的，首先要保证探究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价值，不能一味节外生枝，盲目寻新求异；其次，不能为结论去凑材料，以至不顾客观事实；第三，“探究”要依脉寻理，不能不讲逻辑，我行我素。只有如此，才能在“探幽览胜”中获得真正的“快乐”。否则的话，将会给语文教学带来更多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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