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5期
时空变迁中延伸的思考
作者：李 琳
这首诗发表于1979年，是一首涉及爱国主题的诗篇。“教参”中明确认为它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之情和历史责任感”。然而，对于舒婷在此的情感抒发脉络有着怎样的特殊性，它和同单元里的其他诗篇在表现手法上有什么不同，以上的涵盖定位是否比较周全，在诗中还有哪些元素需要挖掘，这一系列的疑问都促使我们的思考要延续。
“教参”谈到，这首诗“在曲折委婉的抒情中表达了真挚的心声”。至于作者是借助了一种怎样的“曲折委婉”方式，“教参”是这样表述的，诗的第一、二节，“写祖国的过去。诗人写的虽是贫穷和苦难，情感中却始终流动着对祖国的挚爱、依恋和赞颂。”如“‘老水车’这个形象，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虽然‘疲惫’，却依旧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同样，下文的‘矿灯’‘稻穗’‘路基’‘驳船’等，都是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的形象。”“都是对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的赞扬。”对这样的理解和分析，我以为有探究的空间。
《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的。“我是你河边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如果说这是一种“赞颂”的立场和态度，莫非就是一种自我肯定、自我赞美？从诗的前后逻辑顺序判断，不太容易说得通。紧接着疑惑也就来了，下一句是“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瘀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怎么解释？难道也可以解释成“在艰难困苦中不屈不挠”？诚然，诗注重跳跃感，但内在的逻辑总是没有人敢蔑视。
舒婷这首诗的情感诉求有着独特的品行。舒婷的诗与俄罗斯作家莱蒙托夫的《祖国》，在主题上十分地接近。但仔细阅读会发现他们的情感抒发角度是不一样的。莱蒙托夫以充溢着爱意的情感，选取了祖国土地上的几幅景观——沉静的草原、无尽的森林、奔腾的河水、寻常人家温馨的生活场景，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朴素，一切又是那么的亲近美好，莱蒙托夫对祖国的爱恋和赞美之情由此而生。在诗中他频频使用“我爱”的字眼抒发感受，感情简单、直白、朴素。通常，这类涉及“爱国”主题的诗作，被赞美的对象——祖国，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磁性——或山河秀丽，或历史悠久，或……会触动诗人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让诗人无法抑制爱恋情感的迸发。这种直抒胸臆的手法在休斯的《黑人谈河流》中也运用到了。
显然舒婷的情感走向与之不同。她对祖国一往情深的浓浓的爱意，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来，而是在忏悔、含蓄、曲折的表述中悄然弥散在诗的背景、寓意、字里行间。从整首诗的行文看，除去在题目上，舒婷用了“我亲爱的”来修饰“祖国”外，那种赞美诗常用的、包含“爱”的语句在舒婷这儿一次都没露过面。
在诗的前两小节里，映入眼帘的祖国不仅不是明丽、温暖、生机盎然；反而是一片破旧、老朽、灰暗，死气沉沉，不堪重负。作为儿女，数百年来，回馈给祖国、回馈给母亲的是什么？是贫困！是悲哀！是失望！是没有尊严的苦痛！“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来未落到地面的花朵”！“我”以诉说的方式，向祖国——母亲倾诉着自己的忏悔和感悟。发自内心的忏悔像重锤一下重于一下，撞击着“我”，撞击着读者的心。
忏悔意识是这首诗在情感抒发上的一大特点。诗人对祖国的挚爱和赞颂之情，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忏悔平台之上，飘散在这种忏悔的情绪之中。有了第一、二两小节的万般悔恨、痛苦自责作铺垫，第三、四小节觉醒的“我”以坚定的话语，立誓要让母亲从“我”的“血肉之躯”上获取富饶、获取荣光、获取自由和新生，就显得既合乎逻辑，又是那样真挚和感人。
由此看到，忏悔意识不但使这首诗在情感表达上十分具有个性，而且忏悔意识的觉醒，又进一步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它强调祖国的儿女对母亲、对历史应当负的责任，应该承担的义务，把渴望祖国摆脱落后，提高文明程度、加快社会前进的步伐，由对他人的希望引向自身使命。当把个人努力和祖国的发展进程融为一体作为一种社会情绪和人生的追求时，被动的等待自然就转向了积极主动的参与，“我”与祖国息息相关、血脉相连的亲密关系，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诗歌所要抒发的“我”对祖国挚深无比的爱的情感，也就在这样一种曲折的表现中被呼唤出来。
第二个问题，涉及怎样理解诗中的“我”。“教参”中这样说：“‘我’代表了要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而承担起重任的一代人。他们和祖国一起从苦难中走过，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担起了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倘若“我”仅仅代表了“要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而承担起重任的一代人”，那么，前两小节中的“我”该如何解释？只谈“我”和祖国一起从苦难中走过，祖国的苦难又从何而来？“我”该承担怎样的责任？这都是“教参”中模糊的问题。
这首诗以“我是你河边破旧的老水车”开头，以后“我是……”的句式反复出现，这一现象的意义不可小视。往常人们在谈到自己的祖国时，祖国就像是一棵硕大无比的巨树，可以让“我”倚靠，能够给“我”遮荫送爽，在祖国的怀抱中，“我”安全，“我”幸福。为此，“我”感激，“我”骄傲。祖国和“我”的关系，常常就是这样一种包容和被包容的关系：祖国处在主体的位置，带有一种被神化的虚无想像性。客体位置的“我”，就像是一个被呵护的孩子，只会享受被保护而没有任何责任感。祖国和“我”之间原本的复杂性、互动性、渗透性被淡化，被漠视，消解为一种简单的关系。
在舒婷的这首诗里，祖国和“我”的主、客体位置发生了调换。这种调换凸现出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我”的主语地位的确立，决定了“我”在这里成为了主体，而不再是被动的客体。这一转变，预示着把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肯定放在了第一位，这也符合新时期文学关注人的人文背景；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即打破了旧有的历史观——英雄创造历史。祖国不是空洞的概念，祖国容貌不是已然的，祖国也不是被少数救世主们塑造的，她和我们每个普通人真实的生命过程都有着直接的关联。
这里传达出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个人的、普通人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的况味不再是个人性的，也不再是没有意义的。它是祖国肌体的有机组成。祖国是“我”、我们每个人的创造物，她的容貌、历史靠我们去打造，靠我们去建构。“我”和祖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唇齿相依、荣辱与共的一体。过去的“我”——“是你河边破旧的老水车”“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带给祖国的是愁苦、重负；今天的“我”——“是你簇新的理想”“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是你挂着眼泪的笑涡”“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带给祖国的不仅是希望，还有力量和骄傲。这就是“我”和祖国的一体性的真正体现。
舒婷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朦胧诗的代表作家，在抒情手法上，避开了直抒胸臆的常用套数，且尝试运用稠密、多义的意象来丰满诗的内涵，确实为诗歌增添了不少的艺术魅力；同时，意象本身的多解和不确定性所形成的理解上的差异，又为文学赏析的色彩纷呈和持续性思考创造了难得的空间。这在文化氛围自由宽松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件好事。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