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关于《史记》作品教学的几点意见
作者：韩兆琦
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中国传记文学史》《史记通论》《史记笺证》等二十多种。
现为中国《史记》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前些时候，有几位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特级教师和我谈起如何讲授《史记》作品的问题。我在高等院校讲授《史记》课多年，也给北京及其他省市的一些中学做过有关的报告，对两方面的情况都了解一些，故而能够说上几句话。《史记》作为中学阶段必读的古典名著，既是历史作品，又是文学作品，因此老师们在帮助学生疏通字句、通晓内容之后，就不能不注意《史记》作品的历史性与文学性。只有准确把握了这个前提，才能把《史记》名篇讲得更好，更到位。现在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讲授《史记》作品的问题：
一、不同时代、不同经历的人都会从《史记》中找到自己欣赏的侧面，而在共同的时代背景下，又总可以发现一些为大家所共同关心、共同赞赏的东西。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史记》的阅读、研究与各类学校中的《史记》教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可以说是盛况空前。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史记》中最鼓舞人心、最令人赞赏的有哪些方面呢？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所编的高中语文第六册的一篇题为《司马迁与〈史记〉》的小文中说到了四点：其一是它所表现的进步民族观，它认为我国境内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孙、都应该地位平等、和睦相处，反对压迫、反对掠夺；其二是它所表现的进步经济思想，它认为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是经济，它反对片面的“重本抑末”，主张“工、农、商、虞”四者并重，它高度评价工商业者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作用，为他们树碑立传；其三是它所表现的强烈的民主性与批判性，它批判统治集团内部的腐朽黑暗、钩心斗角，反对以扩张掠夺为目的的侵略战争，他重视下层人民，歌颂存在于下层人民之间的种种美德；其四是贯彻在《史记》全书中的那种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它歌颂积极豪迈地为国家、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做出贡献的英雄，它歌颂百折不挠、慷慨奋进，为实现美好理想而忍辱奋斗的精神。
一个人有先进卓越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而一个人能够把这些思想如实地表达出来就更为难能可贵。生活在专制主义空前严重，儒家思想被御用、被神秘化的时代，司马迁敢于揭露、批判以汉武帝为首的统治集团，敢于痛斥以叔孙通、公孙弘为代表的汉代儒学、儒生，这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我们还是读一读《平准书》《封禅书》，看看汉武帝那些不伟大的一面；再比较一下《孔子世家》与《儒林列传》《平津侯列传》，看一看受司马迁所敬重的孔子的鲜活而富有人性的思想和他那种独立不羁、不媚权贵的人格是怎样的，而汉代那种被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起来的“儒学”与“儒生”又是怎样的，大概除了少量空洞的词语外，剩下的就只有讨好汉代皇权的奴颜婢膝了。这是司马迁与《史记》的一种整体倾向，我们首先应该予以把握。
二、讲授《史记》中的任何单篇作品，都应该与司马迁其人与整个的《史记》其书相联系。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分五个部分，但它是一个严密的整体，因此当讲到它其中某个单篇的思想观点时，必须与整部《史记》相联系，要注意它的统一性。例如，《陈涉世家》记述了陈涉首难反秦的全过程，表现了陈涉的果敢精神和农民起义军的强大威力，高度评价和热情歌颂了陈涉在灭秦过程中的历史作用。这是我国第一篇农民战争的历史文献，起义的原因，反秦的声势，以及早期农民战争的种种弱点和它失败的历史教训，无不包涵其中。能这样认识作品，我看大体是可以的，但还要进一步展开。生在汉代，一般地肯定陈涉，是当时的官方观点，并不说明司马迁有何出众之处。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竟把陈涉比做商汤、周武王、孔子这种古代的“大圣人”，其评价之高简直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司马迁怎么能够这个样子呢？这就需要联系司马迁与《史记》的整个思想体系了。其一是出于他的进步历史观，他同情下层人民，重视下层人民的力量，而绝不迷信什么“君权神授”；其二是出于司马迁敬佩陈涉等在生死关头的勇敢抉择。当他们遇雨失期，密谋发动起义时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王可乎？”当他们杀掉将尉，号召徒众时又说：“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司马迁敬佩这一群“好汉子”，虽然几个月就失败而死，但是死得值，其意义重于泰山。
再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作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个激动人心的故事，赞颂了蔺相如在强大敌人面前，不顾个人安危，为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尊严而针锋相对，顽强斗争；而在对待廉颇的无理寻衅上则处处忍让，顾全大局的崇高品质；以及赞扬廉颇的知错改改，勇于公开承认错误等等。能对作品的主题理解到这一步，也大体可以了。但司马迁在本篇的“太史公曰”中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后半截容易理解，但前半截的“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又是说什么呢？“处死”就是如何处理、如何对待“死”这件事情，于是一下子又回到了在生死关头如何作出抉择的问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所不勉焉”；他在《季布栾布列传》云：“贤者诚重其死，夫婢妾贱人感慨而自杀者，非能勇也，其计画无复之耳。栾布哭彭越，趋汤如归者，彼诚知所处，不自重其死。虽往古烈士，何以加哉！”这都和《陈涉世家》所说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云云一脉相通。
《魏公子列传》写侯嬴为信陵君出主意让如姬窃得兵符，魏公子携带兵符出发时，侯嬴出人意料地说：“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以送公子。”从古至今，有以自杀为朋友送别的么？侯嬴为什么要自杀？书中没有写，但我们必须讲清楚，不能让一个英雄人物死得不明不白。有人说：如姬盗兵符是侯嬴的主意，将来魏王一定能够查出，所以侯嬴不如早死。这样的死有何价值？符合司马迁的生死观么？明代徐中行对此解释说：“侯生度为公子窃符，计必杀晋鄙，鄙何辜哉？心必有不忍而不自安者，乃以死谢之耳。不然，报公子即死耳，何必数公子行至晋鄙军之日而后自刭耶？故程婴之死，世谓报宣孟，余谓谢杵臼也；侯生之死，世谓报公子，余谓谢晋鄙也。”徐说不为无理，但非关大节。侯生自杀乃为坚定魏公子杀晋鄙、夺兵权之决心。公子“为人仁爱”，晋鄙则“嚄唶宿将”，且又无辜。侯生初言之时，公子即已流泪，此危险之徵兆。倘见面后心稍一软，大事去矣。故侯生预告之曰：“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意思是那时我正在自杀，你可不能再动摇手软。《刺客列传》写田光推荐荆轲为燕太子丹入秦行刺。他嘴里说的是“夫为行而使人疑之，非节侠也”，而司马迁则特别为之点明了田光自杀的原因是“欲自杀以激荆卿”。盖侯嬴之死与田光之死相同，都是以自己之死以坚定魏公子与荆轲这种当事人的信念与决心，这是佐成信陵君窃符救赵这一历史壮举的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只有这样解释才符合司马迁的生死观，才能突出侯嬴、田光他们自杀的积极意义。这也是《史记》叙事的一种互见法。姚苎田曰：“侯生一节，史公用二十分精神、二十分笔力，《史记》中如此文亦不多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