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8期
一路有书
作者：史建筑
我想这“米”之外的情感、思想、道德、智慧应该是人赖以生存的更重要的土壤，而深深扎进这片土壤的主根是书——经典的书。
“有两种事物，我们越思索就越感到敬畏，那就是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康德如是说。
我想这崇高的自省与自律来源于修养与悟性，而其重要的催化元素就是书——引发深刻自省和崇高对话的书。
在这里，我不想夸大书的作用，毕竟书不是万能的，但它在我的生命里却举足轻重，如果说，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迄今还没有留下太多遗憾的话，那是因为：一路有书。
我的童年是灰色的，因为“出身”不好——是“富农”子弟。记得上小学的第一天，老师让每位新生当众报出自己的家庭成分，我嗫嚅地报着令我感到无地自容的成分——富农，因为声音小，老师让我连报了三次，最后一次，我怒不可遏地吼了出来，气宇轩昂，声震屋瓦。结果，我被停了三天课，学校通知家长领回家批评教育。爷爷领着刚刚七岁的我，祖孙二人默默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把短短的巷子，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
回家等着挨批的我，却等到了一本颇为精致的线装竖排繁体带插图的《西游记》，爷爷抚着我的头告诉我，这三天爷爷给我补课——祖孙二人一起来读《西游记》。在爷爷绘声绘色的朗读讲述中，孙悟空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丰满起来：顽皮可爱、武艺高强、嫉恶如仇、刚毅善良。三天后，当我在同学们鄙夷的眼神中回到教室时，我感到自己成熟了许多。
现在如果有人问我心中的偶像是谁，我想，孙悟空肯定会排在前三位，因为在那个信息闭塞、希望渺茫的年代里，是孙悟空教我学会了坚强，学会了忍耐，学会了义无反顾。也正因为有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忝为人师的我，始终以一颗仁人之心去呵护每一个孩子自尊敏感的心灵，不让他们再受到如我一样的伤害。
少年时，刚从乡村走进县城读中师的我，附庸风雅地从图书馆借到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没想到，这一读在我萌动的心灵里竟播下了一粒饱满的种子——对美与丑的深刻理解，更让懵懂的我流连忘返的是美与丑的四种组合关系在书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鲜活人物。如今，20年过去了，当我站在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讨会的讲台上，与学生们动情地解读雨果的《巴尔扎克葬词》时，从学生们晶莹的泪花中，我又读到了让我感动不已的人性之美、胸襟之美、境界之美。我想，一个常常被真美感动的人，至少不会给他人制造太多的麻烦。
刚参加工作不久，由于编制原因，我被几个单位借来调去，往返于乡村和县城之间。在那个看重“归宿”的时代，估计在别人眼中，我就像《祝福》中的祥林嫂“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那时，单位住房紧张，在我这个“编外人员”的哀求下，单位领导答应让我住在学校存放油罐的一间棚舍里。寒冬腊月，雪花飘飘，在瑟瑟的睡梦中，我被飘落的雪花打醒。无法入睡，索性不睡，借着昏黄的灯光，我捧读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一个细节深深打动了我：当安德利公爵受伤躺在战场上，万念俱灰的时候，是俄罗斯湛蓝的天空、广袤的草原和奔腾的河流，是自然之美、天地之美拯救了他。我顿时振作起来，望着“室”内“室”外飘飞的雪花，我尽情地欣赏这自然的精灵、这天地大美……
有雪相伴，那夜无眠。
从那以后，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不知遇到过多少坎坷辛酸，我都能挥洒自如，一笑而过。与知心朋友促膝长谈，我还常常笑谈“1991年的第一场雪”，朋友或凄然，或潸然，惟有我坦然。如今，除去语文学科的教学，我每周一次的“修身”课已成为学生们渴盼的课，孩子们总能将我送给他们的那句话脱口而出：“苦难和挫折，当你败给它时，它便是你的耻辱；当你战胜他时，它便是你的荣耀。”
回顾自己的专业发展历程，不能不提及的一本书便是马昭的《草堂春秋》，或严密考证，或尽情演绎，都能让我的思绪随着主人公杜甫的命运起起落落。读到杜公凄惨的晚景，我扼腕叹息，欲哭无泪。杜甫的高尚人格和艺术成就，就像两座并峙的高峰在我心中渐渐矗立起来。
1999年，孔子的故乡——曲阜。我代表山东省参加全国中学语文课堂教学大赛，抽讲的课题便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备课的几天里，我的内心深处一直奔涌着一股莫名的潜流，我的眼前常常晃动着那个陌生而熟悉的身影——衣衫破旧、形容枯槁、步履蹒跚的杜甫。为了平静一下自己澎湃的情绪，我在上课前只身来到了“孔林”——孔氏先贤们安息的圣地，静静地坐在著名戏剧大师孔尚任的墓前，再次捧读《草堂春秋》……
当我和学生们依依不舍地从杜诗的意境中走出的时候，赢得了在场专家评委和老师们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我第一次站在全国赛课的最高领奖台上。
那年，我30岁，而立之年。
我从教十几年来，正是因为有了对书的依恋、对语言文字的深厚情感和敏感捕捉，才有了对语文学科个性较为准确的把握，才有了课堂上一个个精彩鲜活的教学环节：教学《我与地坛》，引导学生深入体味地坛的“荒芜”并不“衰败”，母亲脚步的“茫然”而又“急迫”这些看似矛盾却又极具内涵的词句；教学《荷花淀》，引导学生为作品的几个场景拟出个性迥异的小标题；教学《巴尔扎克葬词》，引导学生或站在译者的角度，或站在雨果的角度，或站在法国民众的角度多层面地解读文本；教学《将进酒》，引导学生将部分诗句“变奏”为现代诗；教学《劝学》，与学生一起仿照原文用“不伦不类”的文言抒写自己对学习的认识；教学《祝福》,引导学生将冲突集中的小说片段改编成剧本的形式……
环节的背后是理念，技巧的背后是原则。当语文大讨论烽烟四起的时候，当新一轮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地铺展开来的时候，当“一课成名”“一文成名”的炒作浮躁之风刮得我双眼迷离的时候，我有意识地跳出语文教学的范畴，研读了叶澜、施良方、皮连生等专家的著作，站在人才观、课程观、教材观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语文教学。在这一阶段中，让我洗去浮华、拨云见日的还是《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论文选》，“三老”的有关文章，诸如叶老的《大力研究语文教学，尽快改进语文教学》、吕老的《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种种问题》、志公先生的《传统语文教学的得失》等，字字珠玑，言简意赅，恢宏平易，切中肯綮。见惯了浮华藻饰，见惯了矫俗干名，见惯了故弄玄虚，“三老”的文章就像柔和的清风，平和淡雅，沁人心脾，让我领会到语文教学的真谛，让我体味到做人与作文的高境界，让我感悟到“用亲切的风格写作，不是容易的事”（哈兹利特语）。
正是有了理念和实践的相得益彰，十几年来，我的语文教学基本上没有随“风”摇摆，更没有本末倒置，以至我的恩师吴心田先生与我交流语文教育思想时，常常夸我“少年老成”。其实对于语文教学，我真的说不出多少高深的理论，但我坚信——语文就是语文，它已经走出了学科和生活的层面，带着我的理想与信念、智慧与真情、呼吸与心跳，融进了我的血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
教学生读书，或者说与学生一起读书，须因人而异，因文而异，不可强求。记得与学生一起学习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不论是品味词句，还是感悟形象，不论是抒写“生命语丝”，还是辑录“母爱格言”，按当前课堂教学的标准来评价，不失为一节精彩的课。但在我自己设计的教学问卷“您认为老师上的最差的课”一栏中，有三位同学不约而同地填上了《我与地坛》，理由是：像这样文质兼美、娓娓诉说的作品，请老师一句话也不要说，也不要搞什么统一的学习活动，由我们静静地读书就可以了。在以班级授课为主的今天，这类问题可能很难解决，但我们必须去正视、思考、研究、解决，让授课更贴近教学实际，更符合认知规律，更受学生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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