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孟子“偷换概念”了吗？
作者：张宝石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五册《教师教学用书》（2001年12月版，第201页）中对“他日……今之乐犹古之乐也”进行了分析。书中写道：
孟子与齐王的谈话，也从齐王好乐开始。但话不投机，齐王变了脸色，并称自己喜好的不是先王之乐，只是世俗之乐。齐王变了脸色，固然是“惭其好之不正”（朱熹《孟子集注》），为自己不喜欢先王之乐而爱好世俗之乐而羞愧，但他也知道孟子是主张先王之乐反对世俗之乐的，他正面承认自己爱好世俗之乐，也就把自己和孟子的立场对立起来了。……孟子转换谈话内容，再提前文与庄暴谈话时已提到的论题：“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不仅迎合了齐王，引起了齐王的兴趣，改变了谈话的气氛，而且巧妙地把谈话由音乐引入政治领域。然后再补充一句“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既是承接齐王“先王之乐”“世俗之乐”之言而来，又改变了原来的概念，进一步转换话题。先王之乐、世俗之乐和“古之乐”“今之乐”既相同又不同，前者雅俗的区分明显，后者无论今乐古乐，都有雅有俗。在偷换概念中，孟子巧妙地转换了话题。“其实，今乐古乐何可同也？但与民同乐之意，则无古今之异耳。”（朱熹《孟子集注》）避开容易引起齐王反感的音乐的雅俗问题，借题发挥，巧妙地把音乐话题转为政治话题，既不丧失自己对音乐的一贯立场，又把谈话引入了自己想说的领域。
《教师教学用书》中的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些说法：孟子“改变了原来的概念，进一步转换话题”。“先王之乐”“世俗之乐”，“雅俗的区分明显”；而“古之乐”“今之乐”，“都有雅有俗”。二者“既相同又不同”。“在偷换概念中，孟子巧妙地转换了话题”。这段话又援引了朱熹说法“今乐古乐何可同也？”最后写到孟子“既不丧失自己对音乐的一贯立场，又把谈话引入了自己想说的领域。”读完《教师教学用书》中的这段话，使人产生了许多问题：①“先王之乐”“世俗之乐”与“古之乐”“今之乐”究竟是什么概念？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②孟子“偷换概念”了没有？③孟子“对音乐的一贯立场”是什么？笔者想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我们知道，孟子是战国中期邹人，曾出游邹、鲁、齐、宋、薛、滕、魏等国，向诸侯宣讲“仁义”，讲治国的政策，讲统一天下的方法。他把孔子“仁”的学说发展成为体系完整的政治理论——仁政。孟子提出的仁政设想，是他继承孔子的“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等观点，并根据战国中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列国诸侯相互征伐兼并的形势，试图给封建国家绘制的一幅政治修明、经济富裕、社会和谐、国泰民安的蓝图。应该说，孟子是为封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他游说过齐威王、宋王偃、邹穆公、滕文公、梁惠王、梁襄王。在公元前320年，齐威王去世，齐宣王即位。孟子又来到齐国，抓住一切机会与齐宣王谈话辩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认为一个君王要把国家治理好，不能不考虑人民的要求愿望，绝不可置人民于水火之中而不顾。孟子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兴衰与民心的向背密切相关，所以每次谈话辩论都把齐宣王引导到关于仁政王道的讨论上。他从不阿谀齐宣王，敢于当面要求齐宣王与民同乐。孟子最初的几次谈话齐宣王还能听得进去，当孟子讲王天下之道时，他还有些兴趣，而讲到仁政的具体措施和反对兼并战争等内容时，一心想做霸主的齐宣王就没有兴趣了。孟子提出“与民同乐”，实际上齐宣王根本做不到。孟子与齐宣王政见不和，七十多岁时离开了齐国，回到了家乡，从事著述活动。应该说，孟子“与民同乐”的要求，已经超出了封建统治者所能接受的范围。在封建时代，要求统治者“与民同乐”，只能是一种幻想。在当时他被人们看作是“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但他毫不动摇。应该说，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能明确提出君王要“与民同乐”这样具有人民性因素的政治道德方面的要求（提出这一要求的同时还包含着对“贼民”“虐民”君主的斥责），是很了不起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合人民愿望的。它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两千多年来，许多有远见的思想家总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复这一要求，热诚地向往和追求这一理想。
那么，《庄暴见孟子》中提到的“先王之乐”“世俗之乐”“古之乐”“今之乐”到底是一些什么概念？它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雅乐，也称古乐、先王之乐、旧乐、正声、德音；俗乐，也称今乐、世俗之乐、新乐、奸声、邪音。
先谈谈雅乐。雅乐也就是所谓古乐、先王之乐、旧乐等。随着国家制度的建立，从属于宗教、巫术的歌舞演变为乐。乐与礼紧密结合，保持着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形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礼记·乐记》中明确说：“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在不同的礼仪场合，都有对乐的应用。例如《礼记·名堂位》载，在举行祭祀周公的禘礼时，“升歌《清庙》，下管《象》”。通过音乐舞蹈的感染力，唤起人们对上帝和祖先的崇敬感，增强宗族成员间的亲和力。乐舞活动集体参与，在活动中，上至天子，下至普通贵族成员，都要按一定程式随着音乐进行舞蹈歌唱。由于乐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对乐的掌握就成了贵族子弟不可或缺的修养。周代统治者非常重视以诗书礼乐造士，《礼记·王制》即有“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的记载。在诗、乐的传习中，人们带着乐舞表演所激起的宗教式的情感进入对其文字意义的理解，领悟其中所蕴含的道德内涵，进而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的熏陶，塑造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格。
再谈谈俗乐。俗乐也就是所谓今乐、世俗之乐、新乐等。它是春秋以后在郑国一带兴起的新乐歌。新乐自春秋末期渗入宫廷，被一些国君喜爱。到了战国中期，俗乐得到了很大发展，有些国君说，听雅乐不感兴趣，只有听新乐才带劲。春秋时齐国向鲁国献女乐，当政者季文子“受之，三日不朝”。战国魏文侯沉湎于郑声，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赵烈侯因喜爱郑声，竟要赐予郑歌者枪和石每人万亩之田。俗乐之所以受到喜爱，是由于它以声情动人，以表现普通人的世俗情感，特别是男女之情为主，曲调靡曼骀宕。新乐完全失去了古乐的庄严肃穆和仪节有序，不包含政治教化方面的含义。人们喜爱俗乐，主要是追求音乐歌舞的感官刺激作用。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春秋晚期，他提倡雅乐，反对俗乐，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孔子很重视乐教，他本人也很爱好音乐。他曾在齐国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孔子论及士的成长时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他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可见他极为重视诗乐对人的熏陶作用。他曾经整理过古代音乐，使“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把雅与俗看得水火不容。《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孔子认为俗乐过分追求感官刺激，违背了有节制的原则，因此说“郑声淫”。《论语·阳货》记载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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