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这一生与语文有缘
作者：卓巧文
我的小学时光有三年是在闽北的林场度过的。林场小学因地处偏远而缺乏教师，只能聘用代课老师，我很幸运，遇上了两位影响我一生的很好的语文代课老师：一位是来自我母亲祖籍——福州郊区的“老右派”。这位“老右派”是个解放前毕业的大学生，被发配到闽北农村劳动改造，后来，村里让他当了代课老师，这位“老右派”的不幸却成了一代山村孩子的幸运。在他的启蒙教育下，我爱上了读书，走上了寻求知识的人生道路。另一位语文代课老师，原是母亲的工友——一位支援福建建设的上海女青年。她的学识虽比不上“右派”老师，但她不断带来上海的气息，开启了我们这些山乡孩子向往文明、积极进取的心智。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全家搬进了县城，父母在电影院工作，算得上是文化系统，我因此有了出入县图书馆的“特权”；加上自小体弱多病，没有什么业余活动，我就成了小小县城破旧的图书馆中的“馆虫”。大量的阅读，使我的语文成绩很突出，我虽然是农村转学来的孩子，可作文常常是作为范文在班上展读，甚至还多次被推荐到全校展读。我还被老师指定为“语文科代表”，经常帮助语文老师改试卷——冥冥之中，语文教师的缘分已牵定，可我当时并未意识到。在七八十年代，知识分子还脱不了“臭老九”的尾巴，而教师还在“臭老九”之末，我是没有想到当“臭老十”的。但考大学时，我的成绩上了重点线，却阴差阳错地被非重点线的福建师范大学录取。收到录取通知书时，我惊呆了，福建师范大学只是我的候选志愿，怎么被录取了？其间的故事真让年少的我知道了什么叫“命运的捉弄”。我揉碎了录取通知书，试图斩断与语文教师的缘分，可是，缘分是逃不脱的，多少年后，当我变得越来越爱语文时，我却不得不感谢“这一生与语文有缘”。
1988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回母校任中学语文教师。两年的语文教师生涯，我感受到的不仅是教育的酸甜苦辣，更多的是青春的困惑和迷惘。看到不少能干的同事纷纷“下海淘金”，我的心也不在“语文”上。1990年我以总分全系第一的成绩考回福建师大读研究生，三年后，又以全优的成绩获得硕士学位。当我手捧沉甸甸的“蓝派司”（硕士文凭），眼看着师姐、师兄或从政、或经商，我的心中充满矛盾。当时有一种说法，读师大中文系是“摸错了大门又摸错了房间”，现在我有了跳离“穷师之门”的资格，该何去何从？望着满架心爱的、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书籍，我又不忍心从此与它们决绝。犹豫再三，我谢绝了福建师大的挽留，去了我认为是既算跳离“师之门”，又还能与书籍有关联的单位——省教育厅教研室，其时，我根本还不了解省教研室是怎样的一个单位。多少年后，当我被别人恭维为“课改专家”“语文命题专家”，我不能不感叹自己“一生与语文有缘”！
在教研室工作至今，我连续做了十年的语文高考、中考的质量分析，发现了一个颇令人沮丧的现象，即学生答卷存在的问题年年何其相似！怪学生，学生的智商是一代胜过一代；怪教材，人教版、沿海版、苏教版、语文版……教材也是一版一版地在改进；怪考试，“三加二”，“三加综”“等级考”……考试改革也是在不断完善中。学生、教材、考试这些都是不断前进的“变数”，为什么就不能带来语文成绩的前进？在每年的分析评价会上，我都要老师们思考这个问题，语文教学的瓶颈究竟在哪？在年年相似的曲线图面前，老师们意识到，原因只能在“教师自己”这个“定数”上找了：同样的教师，因袭的教法，必然导致学生答卷“年年相似”的结果——真理就在浅白处——没有不合格的学生，只有不合格的老师！
那么，怎样才算是合格的教师？
我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探索。刚开始时，我也是认为，合格的教师就是“书/教好”。我先后发表了《高考古文复习略议》《浅谈现代文阅读的几点看法》《怎样提高学生的作文能力》等文章，力图从教法上提升教师的水平。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认识的提高，我却发现，自己这样做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是在培养“教匠”，而不是在培养“教师”。上下求索，我们这一代教师幸运地赶上了新世纪国家基础教育课程大改革，多少困惑，多少探索，有了明晰的方向，有了前进的信心。我意识到，真正合格的教师应该是“教/好书”。我先后发表了《语文改革突破点之管见》《语文教学改革必须避免陷入误区》《课程改革的观念更新应该落到实处》等文章，这些文章在全省语文教师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在《课程改革的观念更新应该落到实处》一文中，我提出的“三个解放”，被不少教师戏称为“解放宣言”：（1）“解放”教师的头脑，树立新的教学观，是成为合格的教师的关键。“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唐·韩愈语），先贤为教师下的定义束缚住了现代教师的头脑，时代不同了，“现代的文盲不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不会学习的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学会生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就明确确立“教育要满足每个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在新的时代，做一名合格教师就要大胆地突破“传道、授业、解惑”的框架，学会与学生沟通。现代教学观认为，教学是拥有教学理论素质的教师与学生进行沟通的文化，是语言文化与沟通文化的创造过程，是奠定每一个学生学力成长与人格成长基础的过程；教学的本质是教师与学生形成交互作用，教师和学生是学习共同体。依据这样的教学定义的理解，教师就应该把课堂还给学生。语文课堂，特别要强调让学生做主，“满堂灌”式的、“条分缕析”式的知识讲解，看似讲了很多知识，实际上不过是让学生接受老师咀嚼过的一口口“饭渣”，学生汲取的知识养分是不足的。而且，老师的讲解挤占了学生自己感悟文章的时间，剥夺了学生自由思索的空间，学生体验不到语文的美，当然谈不上爱读语文了。（2）“解放”教师的“手脚”，树立新的教材观，是成为合格的教师的重点。以往，教师的手紧紧握着教材，脚是牢牢站在三尺讲台上，教师无形中成了教材和讲台的“奴隶”。所谓教材，从广义上说，它是指教师在教授行为中所利用的一切素材和手段。它既包括了最标准的教科书，也包括了形形色色的图书教材、视听教材、电子教材等。从狭义上说，教材即指教科书，它是在特定目标下，为特定的教师和学生编制的，它的本质应该是由教师自主编制或对现成的教材进行再加工。根据这样的定义理解，教师难道还不应该挣脱“奴隶的枷锁”，变“教教材”为“用教材教”？为了大胆鼓励教师解放手脚，我在组织制定《福建省中考考试大纲》时，极力主张指定五六部课外阅读书目为考试内容，且所赋分值不低于十分，这个建议获得了专家组的支持和行政部门的批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师、学生的眼光引向课外阅读，同时，向社会和家长昭告，读语文就是要读课外书。（3）“解放”教师的心灵，树立新的评价观，是成为合格的教师的动力。许多教师老是担心自己搞课改，学生会考不好。这其实是没有真正理解课改。课程改革与考试构不成矛盾，课改的目标与结果都是提高学生的素质与能力，不可能出现课改搞好了、学生能力提高了，学生却不会考试的情况，如果学生考不好，最本质的原因只能是课改不成功。当然，考试制度的改革可能会滞后于教学改革，但考试制度的改革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可能等到考试改革质变了再进行课改。语文学科的考试较其他学科而言，存在更多的主观性和模糊性，语文教师既要肯定、鼓励学生的个性、创新，也要注意客观共性的把握，“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哈姆雷特只能是哈姆雷特，他不能变成李尔王、奥塞罗。
其实，这个“解放宣言”真不过是给广大教师以呐喊和加油，是教师“教好书”的前提。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教师，还必须达到“好/教书”的境界。要达到“好教书”的境界，除了要有开放的头脑，开放的手脚，还要有“满腹的诗书”“满腔的才情”，这样才能挥洒自如，才能真正吸引住学生。作为教研员，我每年都下校听课不少于七十节，看到老师们满腔热情地搞课改，我感到振奋，看到那些“为课改而课改”或“干涩没有味道”的语文课，我又忧心忡忡。我只能告诉我们的老师——课程改革犹如行船，教师们既要能切实把握住改革前进的“舵”，又要能轻松划动专业知识这只有力的“桨”，课改的航船才能乘风破浪，到达胜利的彼岸。而专业知识这只“桨”的材料构成就是“书”，一个勤读书、爱思索的老师，他本身就是学生最鲜活、最有影响力的“书”，学生读着这样的“好书”，他怎么会不读好书呢。2003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中心成立“语文新课程推进研究课题组”，我有幸成为核心成员，我为自己确立了“教材与教师专业成长”这一课题，希望通过这个课题的研究，继续为教师们加油、服务，为课程改革尽自己微薄的力量。
真该感谢这一生与语文有缘。我在语文的天地中追寻生命的美：当坐在教室里听课时，我看见的是教师亲切的脸庞，学生专注的眼睛和布满朝霞的天空；当“失去自由”命题时，我看到的是教师信任的眼睛、学生自信的脸庞和广阔蔚蓝的天空；当在电脑前写论文时，当伏案工作时，当接过张张奖状时（在省教研室工作十二年，我获得三次考核“优秀”奖和九年的“单位先进工作者”奖），我再次幸运自己一生与语文有缘。感谢生活!感谢语文！
福建省教育厅教研室 35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