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形式训练：另一种“工具论”
作者：冯贻联 张贻岱
“形式训练”是西方传统语言哲学在语言（语文）教学领域的自然反映。作为18世纪启蒙主义的一种延伸，新人文主义在教学论上采取了“形式训练”的立场，而形式训练说是由笛卡儿等哲学家的唯理论，特别是康德批判主义的认识论与论理学所构成的。这些唯理主义与批判主义将素材与思维、感觉与悟性、感性与理性二元化地区别对立起来，提出了思维和理性的“形式”，用以区别认识与行为的“实质”。形式训练以人类有着共性的生理与心理基础，这生理与心理又都是可以并且事实上也是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发展，特别是人的心理结构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科学训练人为建构完善为理论依据，通过加强对形式语言符号的认知与使用，致力于形式思维模式的不断建构与完善。形式训练的本质表现于以语言为中介，实现概念的大量扩充、规则的精确思考、客观逻辑的快速使用——形式训练就是以语言形式训练为依托的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的形式训练。
形式训练属于典型的“工具论”，但对“工具”的理解与我们课程论中的认识却有本质的区别，形式训练是真正立足“使用”着眼“使用教学”的另一种“工具论”。
能够制造与使用工具，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大根本特征，而这一区别的实质则在于理性思维的有无。“工具”的产生来自需要，需要的满足必须通过使用，满足的程度取决于工具自身的质量与使用者使用的熟练与准确程度，而这些，都是需要人类理性的自觉参与的，理性参与的自觉程度可以说直接决定着各个环节目的实现的效率与质量。如果承认“语文”是一种“工具”，那么，这个工具对应的显然应当是语文学科知识体系，这个工具的制造对应的自然应当是语文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工具的认知理解与把握运用的质量水平对应的就应该是学习者的语文能力了。语文教学当然应当以培养提高学习者的语文能力为旨归，我们培养的是语文工具的使用者，而不是这一工具的制造者或者拥有者。制造决定着工具的质量，工具的质量决定着使用的效果，但制造应当服从、服务于使用与使用的教学；工具理性把握的程度决定着使用的质量与效率，并且，工具的理解与把握的目的也是为了使用，理解把握的内容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工具自身机制及其存在现实的认知，更应当关注其“使用”属性，或者说使用者使用的理性自觉——“工具”的使用也是存在诸多规矩原则与方法技巧的，这些规矩原则与方法技巧同样决定着使用的质量与效率，“工具”越复杂，其使用的规矩原则与方法技巧就越多。
形式训练是以语言为中介以训练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为旨归的一种教学方式。在形式训练的视野里，“语文工具”对应的是语言及其教学的知识体系，形式训练其实就是语言或者说民族语的训练（教学）；形式训练就是借助对形式语言符号的认知与运用，通过训练（教学）提高学生对民族语的理解与使用能力的。形式语言符号的本质是什么？不就是语文工具使用的规矩原则与方法技巧吗？形式训练的过程其实就是工具使用过程中“形式语言”选择与运用的过程，或者说通过语文工具使用过程中不断予以规矩原则与方法技巧的理性提醒促其不断走向理性自觉的过程。为了切实保障训练（教学）的效果与质量，西方人特别注重“工具”（语文学科知识体系）的“锻造”，在语文技能合理拆分的基础上，研究并借助言语作品各种形式存在的现实，人为拆分并按照严格的逻辑顺序排列语文技能，首先构建起了一套线性的训练体系，作为教学的知识系统支撑；特别注意学生语文实践过程中理性提醒的过程保障，在学生具体的语文（语言）学习实践过程中，提供思想的理念的方式方法的乃至供其参照模仿的足够数量充分典型的“例子”（言语作品）等学生需要的各方面强有力的支持，通过稳扎稳打踏踏实实的“共性”规则的训练，实现一个个阶段性目标，最终实现长远目标的充分落实。
形式训练已经为西方语言（语文）教学界广泛接受，在认识高度统一的基础上，人家做了大量充分而扎实的工作，各项工作都开展得有声有色，并且，已经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成就。我们至今仍然为语文课程的性质争论不休，先是什么“工具论”“人文论”，现在索性来个折中的“素养论”，“论”出的“性专家”不少，“语文”这个概念却仍然悬在高空，到底指什么，现在仍然没有统一的认识。
离开本体谈性质，本身就很滑稽，并且，因为没有正视“工具”，认识混乱其实是一种必然。
只关注“字、词、句、篇、语、修、逻、文”等语文知识本身，除了相关的背景介绍，整堂课都是这个字应该怎样读、怎样写，这个词的结构如何、怎样解释，这个句子属于什么类型、成分如何划分、关系如何断定或者这类句子用了什么修辞、这种修辞有何作用，这篇文章的段落大意如何概括、中心思想如何提炼，文章主要用了哪些表达方式哪些写作方法、写作方面有哪些特色特点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篇篇富有人文关怀的精美文字被无情地解剖成了冷冰冰的鸡零狗碎的知识——我们的“工具论”只盯着“工具”而忘记“运用”，认识不全面，至多不过是“工具拥有论”而已！
大力鼓吹“人文”，似乎非得与“工具论”彻底划清界限不可的“人文论”，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抛开“工具”，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工具论”其实并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这里鼓吹的是“人文”，是一种“人文工具论”而已。这种无视“工具”的“工具论”，不讲“工具运用”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凭借专业的学习与训练尽快形成，大讲特讲积累积淀熏染熏陶潜移默化，倒是没有忘记“工具”的现实运用，课堂成了各种“人文”现象的集散地——其实，不过是一种典型的急功近利的“庸俗工具论”而已。
“人文”必须依靠“语言（语文）”这个“工具”承载，“人文性”必须在“语言（语文）”这个“工具”的“运用”过程中才能体现，“工具性”遭到削弱，“人文性”自然也便只能大打折扣——那些时髦的“人文”或者说“文化”课堂，教学师生大都很投入，课堂气氛大都很和谐，可学生的语文能力却总是难以见到显性提高，“人性”“文气”不仅难见什么长进，反而有越来越萎缩的趋向，根源其实就在这里。
倒是我们的语文课堂也曾出现过的我们习惯上称之为技术性操作的诸如对对子、“八股文”之类的训练，与形式训练极为相似，如果到了具体的教学课堂，简直可以说毫无区别。不过，如果从教学思想及学科教学体系高度分析，二者间也存在着非常鲜明的本质的区别：在技术性操作的视野里，各种“形式”的训练都是孤立的，训练目的就是这一“形式”，而不是提供丰富的“形式”选择；形式训练背后则有条理的逻辑的强大的线性体系支撑，各种“形式”的训练同处一个体系之中，其目的是通过一次次相互关联的逻辑性非常严密的技术性操作，逐步丰富完善学生思维与理性的“形式”，提高其悟性能力与理性能力，或者说语言运用的能力。借用我们传统的“出入法”理论表述，形式训练立足“入”，不轻言“出”却无时无刻不在为学生未来的“出”做准备；而技术性操作，只有“入”，根本没有考虑“出”——技术性操作形成的是一种种扼杀学生“个性”的僵化的“固定形式”；而形式训练，从长远角度讲，却是避免“形式”僵化致力于学生未来“个性”张扬的一条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