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促织》两题
作者：毕泗建
一、宣德年间是治世还是乱世？
小说一开始的背景介绍是：“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据史书记载，“促织之戏”早在唐代天宝年间就已盛行，可作者讲前朝故事，为什么把小说的背景偏偏定在明朝宣德年间呢？先让我们看一下课本的注释，“宣德：明宣宗年号（1426-1435年）。”《明史·本纪》中记载：明宣宗名朱瞻基，是“仁宗长子”。“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不视朝”，死时仅三十八岁。宣宗在位十年，只用过“宣德”一个年号。因为文中说“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学生大都认为宣宗皇帝是一位昏君，进而认为宣德年间是封建时代的乱世。然而，这一观点却是大谬不然的。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查找一下《明史》的记载。《明史》中有如下记载：“（宣宗）比长，嗜书，智识杰出。”宣德元年夏四月，宣宗曾下令征伐黎利，平息了叛乱。元年秋七月，他又亲征降服了高煦。此外，宣宗在位期间，还加强教化，严明了法纪。爱民备荒，政绩卓著。如，“二年春正月丁未，帝谓百姓轻犯法，由于教化未行，命申教化。”“三年冬十一月癸酉，锦衣卫指挥使钟法保请采珠东莞，帝曰：‘是欲扰民以求利也’，下之狱。”“五年夏四月丙辰，修预备仓，出官钱收籴备荒。”由此看来，明宣宗不失为一位明君。《明史》的主要编撰者清人张廷玉也是这样认为的。《明史》曰：“即位以后，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若乃强藩猝起，旋即削平，扫荡边尘，狡寇震慑，帝之英姿睿略，庶几克绳武者欤。”我们知道，《明史》编订于康熙雍正年间，乾隆四年（1739年）刊行。因为明朝的统治早已被推翻，对明宣宗的过错也便无须隐瞒，应当说，《明史》的评论是比较公正客观的。
跟作者蒲松龄同时代的主宰诗坛的王渔洋，在读《聊斋志异》的手稿本时，写下了这样一则评语：“宣德治世，宣宗令主……顾以草虫纤物殃民至此耶？抑传闻失实耶？”王渔洋也强调宣德年间是“治世”，宣宗是“令主”（明君）。这一评语告诉我们，在阅读《促织》这篇小说时，一定要联系作者生活的时代。蒲松龄一生主要生活于康熙年间，正是清代的“盛世”，康熙本人也被认为是“英主”。可当时的统治者包括康熙本人同样酷爱“斗鸡戏虫”，追求声色犬马的生活。至今传下来的“斗盆”，便以康乾年间制作的最为精致。由此可见，作者之所以将故事的背景选定在宣德年间，是想通过讲前朝“治世”“令主”明宣宗当政时所发生的故事，来影射作者所生活的“盛世”时代“英主”康熙当政时的黑暗现实。“宫中尚促织之戏”，这是祸根，而县令、里胥等一些下属爪牙趁机搜刮，连不务正业的“游侠儿”也推波助澜，“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这是一副多么黑暗的画面！治世时代尚且如此，昏君当政的乱世中百姓的处境又当如何？更何况封建时代又有几个真正圣明的英主呢？以古讽今，恰恰反映了作者思想的深刻之处。
二、“里正”为什么被称为“差役”？
小说在介绍成名时，有这样一句话，“为人迂讷，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百计营谋不能脱”。很明显，成名是受狡猾的里胥的陷害，才被充任里正役的。那么，“里正”为什么被称为是“差役”呢？它由什么人来担任呢？
对此，课本的注释非常简略。“里正，里长。”《明史》在介绍明代的职官情况时，未提到“里正”，因而“里正”虽带一“长”字，却并非政府任命的官。充任了“里正”就意味着要服差役（赋役），这在明代是实际情况。“里正”，《辞源》注为：“古时乡里小吏。春秋时一里八十户，以有治事才者为里正。北魏、北齐、隋、唐皆设之。宋因前制，以里正、户长、乡书课督赋税。”到了明代，因赋定役，丁夫出于田亩，故《明史·食货志·户口田制》记载：“洪武十四年，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大明律·附例》也有相关记载：“凡各处人民，每一百户内议设里长一名，甲首一十名，轮年应役，催办钱粮，勾摄公事。”由此可见，明代的“里正”，是管理乡里事务的办事人，负有替官府征收赋税、摊派徭役，以及供应钱粮、驿递等责任。因“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岁役里长一人”，故“里正”又名“里长”，又被称为“富户役”。
但当时许多富户不愿充任“里正”，结果它就落到“中等人家”的头上。“中等人家”当上“里正”之后，有的便和官府、豪绅勾结，向百姓胡乱摊派费用，共同搜刮民财，鱼肉百姓，中饱私囊。但文中的成名因老实忠厚，“不敢敛户口”，只好“变产补纳”，以致“薄产累尽”。成名为猾胥所陷害，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富有人家猥劣退缩，逃避责任，不愿服里正之役，不愿为百姓主持正义，致使“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百姓苦不堪言。加之一些乡吏趁机强取豪夺，社会上一片乌烟瘴气。因而，成名被陷害“薄产累尽”，“杖至百”，“忧闷欲死”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环境，透露了封建官僚体制的腐朽气息。社会之阴暗，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