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2期
得《史记》风神 咏千年绝调
作者：陆精康
一、论从史出，论析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一篇史论，必须具有令人信服的逻辑。《史记》论赞中，太史公善于从历史事实中归纳出治国治民的道理，为治国者提供历史鉴戒。《酷吏列传·论赞》：“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司马迁认为，暴力和法是治政之具，不可缺少；但“具”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为政之道，当以德治行天下。这就针对汉武帝时苛于刑法的现实，为治国者提供了历史经验。
《伶官传序》所要证明的，是兴衰成败出于“人事”，未必系于“天命”这一道理。这是对儒家传统天命观的一种反拨，具有认识论上的积极意义。作者所论“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例不在多而在精，作者列举的，是一桩十分典型的史实。后唐庄宗承继父业之后，“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其失败，“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在鲜明的对比中归结到“成败之迹”“皆自于人”这一道理，引出“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这一关系国运盛衰的客观规律。
当时的北宋王朝，表面上称“盛世”，其实已经潜伏危机。“岂独怜人也哉”，绾合全篇包举全局的这意味深长的一笔，“有烟波不尽之势，所谓篇终接混茫者也”（李刚已评《伶官传序》，转引自《唐宋文举要》）。这不是空泛浮夸的说教，而是从活生生的历史中总结出的充满逻辑力量的结论。这种历史的逻辑具有极大的警世作用。作者写这篇文章，分明是有感于当时统治者的“逸豫”和“溺于奸邪”，北宋统治者固然不类后唐庄宗，然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是身居高位者的常见病症，而足以溺人者又“岂独怜人也哉”！难道不应该防微杜渐居安思危吗？由此正可见作者之语重心长，忧国情深。希望北宋统治者从后唐庄宗那里吸取历史教训，《伶官传序》的说理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和现实针对性。
二、精心结撰，史实具有高度的概括性。
如何处理“史”和“论”的关系，太史公论赞作了成功的探索。《越王勾践世家·论赞》引勾践乃“大禹苗裔”之传说，对勾践一生事业作了如下概括：“苦身焦思，终灭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岂不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太史公不是简单胪列史实，而是高度概括，有所拓展。
后唐庄宗的“忧劳”和“逸豫”是证明观点的核心材料，“忧劳”主要见于《新五代史·唐本纪》，写后唐庄宗的崛起和兴盛。“逸豫”主要见于《新五代史·伶官传》，写后唐庄宗的式微和倾覆。作为一篇论赞，《伶官传序》不可能简单重复引证这些材料，甚至必须规避这些材料。在这个问题上，作者采用的方法是另辟蹊径重砌炉灶。见之于《伶官传序》的关于后唐庄宗得天下的事实，《唐本纪》和《伶官传》均未直接道及。欧阳修对史料的处置可谓别出心裁。这条材料，得之于北宋初年王禹偁的《五代史厥文》：“世传武皇临薨，以三矢付庄宗曰：一矢讨刘仁恭，汝不先下幽州，河南未可图也。一矢击契丹，阿保机与吾把臂而盟，结为兄弟，誓复唐家社稷，今背约附梁，汝必伐之。一矢灭朱温。汝能成吾志，死无憾矣。庄宗藏三矢于武皇庙庭。及讨刘仁恭，命幕吏以少牢告庙，请一矢，盛以锦囊。使亲将负之以为前驱，凯旋之日，随俘馘纳矢于太庙。伐契丹，灭朱氏亦如之。”两相比较，故事原文有一百四十字，欧阳修提炼剪裁，删除枝叶，缩为百字，使叙述更具概括性。
“晋王三矢”这一传说不一定完全可靠，“于时庄宗未与契丹及守光为仇也，此盖后人因庄宗成功，撰此以夸其英武耳。”（姚范《援鹑堂笔记》）作为一位审慎的历史学家，欧阳修未将这一传说纳入纪传。作为史论的核心材料，亦以“世言”二字冒下，暗示了这一材料的不完全确凿。但这是一个流传极广的故事，作者把它写入序文，表现了欧阳修作为一位封建历史学家的卓越才能。他把写历史的两个原则——“无征不信”和“有闻必录”统一起来了。欧阳修重视的是，这个故事的精神实质可以高度概括晋王和庄宗发愤图强的创业历史，故写于“序”中“虚寄之于论以致慨”（同上）。
三、对比扬抑，语言具有鲜明的形象性。
史论必须选择形象性很强的内容触动读者，对比扬抑是常用写法。太史公《项羽本纪赞》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一方面，项羽“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何兴之暴”；另一方面，“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何亡之速！司马迁用对比扬抑手法对历史人物所作的评判极大地丰富了《项羽本纪》的思想内容。
《伶官传序》中，欧阳修选择了一系列十分精确的对称词汇，在对比中把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史料贯穿起来。“人事”和“天命”、“盛”和“衰”、“得”和“失”、“难”和“易”、“成”和“败”、“兴”和“亡”、“忧”和“劳”、“逸”和“豫”等等反义词语的运用，使对比特别鲜明，观点特别感人，主题特别醒目。这种对比还见诸作者的叙述和评论。写晋王李克用“以三矢赐庄宗”，叮嘱“尔其无忘乃父之志”，愤恨填膺，须眉皆动；写庄宗“负而前驱”，秉承遗志，神采奕奕，栩栩如生。写后唐庄宗之兴曰“可谓壮哉”，写后唐庄宗之败曰“何其衰也”，在这种对比中包含着作者对历史本质的辩证认识和不尽喟叹。
《古文观止》以“两扬两抑，低昂反复”评《伶官传序》一文的叙述手法。“可谓壮哉”一扬，“何其衰也”一抑；“方其盛也”又一扬，“身死国灭”又一抑。叙述愈有形象性，故事的落差愈大，就愈容易打动和感染读者，作者抑扬手法的运用形象地褒贬了人物。欧阳修是惯于以骈入散或以散破骈的，本篇凡是关键的足以点明主题的语句，作者都用精练而形象的四字、六字句即骈俪句式来描写，借以加强节奏感，使文章有气势有力量。写李存勖之灭，作者连用一系列四字短语，造成那种天风海雨逼人的气势，读之令人感慨横生。“一夫夜呼，乱者四应”，写祸乱卒然发生，“仓皇东出”，“士卒离散”，写军心顷刻瓦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写君臣束手无策，“誓天断发，泣下沾襟”，写覆灭即在顷刻。因为一般读者总是传、序并读的，所以，作者在这里运用的突出细节大幅度推进事件的手法，在读者心中形象地重现了李存勖覆灭的历史画面，从而将作者的观点表达得深入浅出。
四、感慨淋漓，行文具有强烈的抒情性。
《史记》中，太史公往往受史传“实录”笔法的束缚，不便过多地倾注自己的思想情感。论赞则可不受此限制。《李将军列传·论赞》中，太史公一唱三叹，对李广的不幸遭遇，寄予深深同情：“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太史公对李广的倾慕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说修史必须冷静客观的话，那么史论则无须回避修史者的情感，这是我国的史学传统。《新五代史》之论赞，发论必以“呜呼”，这篇《伶官传序》也不例外。为什么开篇即“呜呼”呢？欧阳修之子欧阳发等所述《事迹》有云：“先公……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可见，欧阳修以“呜呼”开篇，显示了其“以治法而正乱君”的鲜明的政治倾向，行文具有浓烈的抒情性。
与“呜呼”相配合，作者较多地运用了感叹句和反问句。这一点从文章一开头就表现得十分突出。作为一篇抒情成分十分浓烈的说理文，读者不是完全被作者用抽象的大道理折服的，而是从作者的一唱三叹中获得感受，从而接受文章主旨的。“意气之盛，可谓壮哉！”“泣下沾襟，何其衰也！”文章关键处的这些浩叹，正反对照鲜明，熔铸作者对历史的不尽感喟。“岂非人事哉！”“而皆自于人欤？”文章关键处的这些反问，于尺幅短章中见迂回无尽之意。《文章精义》的作者曾说欧阳修的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这里所谓精神，除了语言的平易畅达、富有音乐感之外，最基本的因素，就和这“感慨”有关。而欧阳修的感慨，则来自北宋王朝的危机，来自他为实行政治改革而受到的政治打击。
李刚已评《伶官传序》行文之感情气势曰：“横空而来，如风水相搏，洪涛巨浪忽起忽落，极天下之壮观，而声情之沉郁，气势之淋漓，与史公亦极为相近也。”转引自《唐宋文举要》）正是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出，《伶官传序》之写作，欧阳修师法太史公论赞传统，而又作了超越前人的大胆创新。可以说，文学形象性和史学逻辑性的有机结合，是这篇史论成为“千年绝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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