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无须赶鸭子上架
作者：黄国和
我们知道，在新理学理论里，冯友兰把世界划分为二，一个是此岸的现实世界，一个是彼岸的虚构的“理世界”。他认为现实世界的“物”是“相对的料”，它是第二性的。而“理世界”里的“理”“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则是第一性的。就像“必须先有飞机之理，然后才有飞机”一样，“物”是“理”之实现。这显然是客观唯心主义。在谈到人生观问题时，冯友兰区分人的四种境界，最高境界是“天地境界”。“天地境界”的人，“体与物冥”，“万物皆备于我”，“我”成了“大全（即理世界）的主宰”，这又是主观唯心主义。正因为冯友兰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就无须用辩证唯物主义这把尺子来衡量他的作品。也正因为他是唯心主义者，其认识论的出发点必然是，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主张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认识路线。由此可知，冯友兰人生境界的划分以“觉解”为标准就不足为奇了。如果质疑他人生境界和人生价值为什么不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为标准，无疑是赶鸭子上架，如同大地要运行日月星辰，天空要生长松竹菊梅一样令人发笑。
这里，我们不多谈哲学问题，因为冯文已被选为高中语文教材。我们只能作为语文课来讲授，不能上成哲学课。同理，作为一篇课文，我们有必要讲清它的背景和意义，《人生的境界》也不例外。
冯文的境界说建立于20世纪30—40年代。他的这一学说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时，给很多学子带来了精神的升华和无穷的享受。曾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受过冯友兰教授人生境界说影响的吴讷孙回忆说，他在联大上二年级时，有一个时期感到生命空虚，毫无疑义，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忽然想到要去拜访冯友兰先生，请教人生真谛。经过冯先生的劝导，吴讷孙改变了他的消极厌世的人生观，从此积极努力，发愤读书，后来成为美术史专家（《道通天地•冯友兰》）。当年在西南联大听过冯先生的课的人，大多数愿意在苦闷烦恼之时，从他身上获得精神鼓舞。郑敏是又一位代表人物。她也曾吐露心迹：“冯先生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启发了我对此生生存目的的认识和追求。”“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育，特别是冯先生的关于人生宇宙的哲学教育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遇事，遇人，遇问题，它总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我的决定和反应。”可见，冯先生的人生境界说在当时对年轻一代的影响是何等巨大而又深刻。他的人生哲学的积极意义——我成了“大全（理世界）的主宰”，使他的学生甚至学院同仁信心倍增，致使国家和民族危难时期，他们精神上没有成为亡国奴。这是人生境界说的历史作用，它既开花，又结果，是在实践中被证明了的卓著功绩。
历史已成为记忆，现实就在眼前。当人生境界说走进中学课堂时，它的现实意义又在哪里？是着手于“人的价值标准不应该是境界说所说的‘觉解’，而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还是应着眼于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提高学生的道德觉悟?显然，我们更需要的是后者。我们要吸收人生境界说那些积极有用的成分，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这是语文课“道”的要求。
冯友兰说：“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也就是说后两者需要教育和塑造。一个有高度觉悟和高尚道德的人，他（她）的行为绝大多数是有利于他人，有利于社会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一句朴实无华的语言，始终激励着雷锋忘我工作，不计名利，扶危济困，助人为乐。那怀着“真理、友好、仁爱、和气和善良”的道德原则的法国医学家、神学家、哲学家史怀哲，放弃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锦绣前程，携妻子一起前往非洲，自己建诊所，冒着感染瘟疫的危险，义务为当地居民治病，并在恶劣的条件下于繁重的医疗工作之余，创立并身体力行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正是这为人类奉献爱心的思想，才促使史怀哲有那一系列的爱心行为，也使得他能在非洲大地上建立一座崇尚而又不朽的道德丰碑。
雷锋、史怀哲都未做过惊天动地的事，没有“做不同于平常的事”，也没有“表演奇迹”，但他们都是“在觉悟状态”下做他们所做的事。
因此，我们要善于挖掘、发现和传播冯友兰人生境界说的积极意义和闪光内容，为培养“有理想、有道理、有纪律、有文化”的下一代服务。利用这一文本资源教育学生要具有“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是当今构建诚信与和谐社会的需要。这正是我们在教学《人生的境界》这篇课文时应该有的基本态度和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