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李贺“最先为韩愈所知”考
作者：陆精康 戴建华
我们认为，李贺七岁以《高轩过》诗得到韩愈的知遇是不可能的事情。
《新唐书·李贺传》的记载实采撷于唐末五代人王定保所著野史笔记《唐摭言》卷十：“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晋肃，边上从事。贺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有)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晋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贺就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二公大惊。遂以所乘马命连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今按《唐摭言》所载此事，实为子虚乌有。
首先，从时空关系上看。根据钱大昕《疑年录》、朱自清《李贺年谱》、郑振铎《中国文学年表》等，可知李贺生于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卒于宪宗元和十一年(816)，贺年七岁是贞元十二年(796)。又据洪兴祖《韩子年谱》、方崧卿《年谱增考》等，可知韩愈于贞元十一年(795)离开长安东归河阳，十二年(796)秋至卞州为观察推官。韩愈《祭十二郎文》：“吾年十九(贞元二年，786)，始来京城。其后四年，而归视汝。又四年，吾往河阳省坟墓，遇汝从嫂丧来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卞州，汝来省吾。”时间地点均与年谱相准。因此，李贺七岁时，韩愈不可能在长安、洛阳以及李贺原籍河南府福昌县或李贺父亲任职之所登门寻访李贺；同时，也没有材料证明皇甫湜这时就和韩愈在一起，即使在一起，也只能是在河阳或汴州。
其次，从《高轩过》诗来看。诗云：“华裾织翠青如葱，金锻压辔摇冬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元精炯炯贯当中。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如果说此诗作于贺年七岁，当时韩愈年未及而立，在文坛上的声望尚不高大，皇甫湜年甫弱冠，还要迟到十年后(元和元年，806)始登进士及第，二人显然与《高轩过》中“文章巨公”之称不合，而七岁的李贺更不该有“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的感慨。又按《李长吉歌诗》及《全唐诗》“李贺卷”《高轩过》诗前有小序云：“韩员外愈、皇甫侍御湜见过，因而命作。”皇甫湜何时任职侍御，史无确载，但新、旧《唐书·韩愈传》都明言韩愈是在“元和初，召为国子博士，迁都官员外郎”的，据此可知，《高轩过》断然不会作于贞元之中、元和之前。
此外，从相关史料的文意上看。《新唐书·李贺传》：“七岁能辞章，韩愈、皇甫湜始闻未信。”《唐摭言》：“贺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是李贺幼擅辞章、名震京师之时，韩愈尚不识其人，唐人张读《宜室志》亦云李贺“稚而能文，尤善乐府词句，意新语丽，当时工于词者，莫敢与贺齿，由是名闻天下”，这都只能说明李贺诗名远扬，与韩愈毫无关系。如此，用《新唐书·李贺传》《唐摭言》所载材料为李贺“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做注脚，岂不是方枘圆凿吗?
那么，还有没有更好的史料能雄辩地证明李贺“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呢?曰有。
唐人张固《幽闲鼓吹》：“李贺以歌诗谒韩吏部，吏部时为国子博士分司。送客归，极困，门人呈卷，解带旋读之，首篇《雁门太守行》曰：‘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却援带，命邀之。”
杜牧《李贺集序》：“贺字长吉，元和中，韩吏部亦颇道其歌诗。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堕殿、梗莽邱垅，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砝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唐人康骈《剧谈录》：“元和中，进士李贺善为歌篇，韩文公深所知重，于缙绅之间每加延誉，由此声华籍甚。”
而且，作为当事人，韩愈在他的《韩昌黎集》卷十二里赫然有篇文章《讳辩》，那是专门为李贺所作。“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可是李贺父名李晋肃，“晋”与“进”同音犯讳，时人认为李贺应该避讳，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韩愈就专门写了这篇文章替李贺辩护。
综观这些材料，我们认为其所言是比较近于事实的；排比这些材料，我们又可以得到韩李交游的梗概。
《幽闲鼓吹》里说李贺以诗谒见韩愈，是与唐代进士行卷的社会风尚相吻合的。所谓行卷，就是预备应试的士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呈送给仕途和文学上有地位有成就的人，希望他们为自己延揽声誉甚至获得重视和荐举的机会。关于唐代的行卷风尚，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在所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书中有详赡而精当的论述，他并认为李贺以《雁门太守行》谒见韩愈正是行卷的典型事例，读者可以参看。杜牧、康骈都明言韩李交游是在“元和”年间(806—820)，此时韩愈进人中晚年，在文坛声望日隆，李贺也进入他短暂生命的最后十年，创作日臻成熟，非复神童偶得。唐人李肇《国史补》卷下《韩愈引后进》条云“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李贺行卷之后，果然得到韩愈的青睐，韩愈不仅为他广延声闻，还积极鼓励他参与科举，在因为触讳受到非议的时候，就为他作《讳辩》一文。
《唐摭言》与其后采撷抄录的《新唐书。李贺传》，以及后来蹈袭因循的《古今诗话》《诗话总龟》《全唐诗话》又是怎样把韩愈和皇甫湜扯到一起寻访少年李贺的呢?据《新唐书·韩愈传》记载，皇甫湜是韩愈的学生，与韩愈交游密切，只不过他专攻古文，不以诗歌见长，《全唐诗》存诗只有三首，与李贺不是同道中人。韩愈《讳辩》开头就说明了文章的写作缘起：“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后来李贺应试下第后，作有《仁和里杂叙皇甫湜》一诗，追忆自己入试长安的遭遇和应试落第的悲凉。据此不难推断：韩愈鼓励李贺举进士，皇甫湜是赞同的；韩愈写《讳辩》，还是出于皇甫湜的建议；李贺进士落第，皇甫湜给以安慰，李贺做诗相答。因此王定保在叙述韩愈、李贺交游时就把皇甫湜“连类而及”了，只不过关于他的叙述不是历史事实罢了。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历史事实不是李贺名闻天下，韩愈因而造访，而是李贺以诗拜谒，得到韩愈的赏识、鼓励、荐举甚至回护，这才是名副其实的李贺“最先为昌黎韩愈所知”云。
《新唐书》的《李贺传》采撷《唐摭言》韩愈寻访李贺事，但在《韩愈传》里完全没有呼应；而《旧唐书》的《李贺传》和《韩愈传》均载韩愈鼓励李贺举进士事。《旧唐书》的取舍显然相对谨慎，也相对严密。像李贺七岁咏诗惊韩愈，王勃十四岁作赋镇群公这类传说或逸事，像《唐摭言》这类野史小说家言，当然可以资谈助，广异闻，但绝不能视为信史。教科书的注释征引应该有所鉴别，如果不能去伪存真，那就必然会以讹传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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