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何妨换个角度来看人
作者：汪云霞
这节课上得热闹，但掩卷思之。好像热闹仅仅存于表层，教学内涵却显得空泛单调，让人有飘飘忽忽、似是而非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不能够引导听课者触到更真实更踏实的现实生活的地面。我心里一直想。这节课到底想让学生得到什么?是不是只把菲利普夫妇身上如此多的人性的庸俗、狭隘和薄情，作为反面形象加以鞭挞、批驳、揭露，然后，再引用马克思老人家的有关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理论：诸如“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货币能使各种冰炭难容的人亲密起来。迫使势不两立的人互相亲吻”①，进而批判一下资本主义社会的铜臭和无情。就完事大吉了呢?如果我们的语文学习仅仅到此为止，那么学生除了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呢?
一天课间。偶然在学生的书桌上看到一本宋超英、曹孟琴的《社会化原理》，随手翻了翻，其中一句话“社会化是个体适应社会、认识社会、从而达到改造社会不断完善自己人格之目的的过程”，②颇令人思考。人作为个体生命。从婴幼儿开始一步步走过童年、青年、中年，一步步走进人群、走进社会，成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元素。这是个体生命被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任何人无法逃开的命运。个体的社会化是一种必然，但社会化真的只对人性塑造、人格培养以及人际关系的建设起提升优化的作用吗?当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去审视社会真实时。回答是：不一定!因为，适应社会和完善人格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却是相悖的。也就是说，社会化的进程有时优化着人性。有时却在摧残着人性。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再去看《我的叔叔于勒》，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我”是一个孩子，是未被社会化的少年个体。正像马克思所说“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③，以“我”作为“人本身”的天性的视点去看“我”的叔叔于勒和“我”的父母菲利普夫妇——这些早已被社会化的成人，反差是很明显的。
从小说不同视点来看人物是不同的：在“我”的视域里，叔叔于勒是不是“花花公子”，是不是“无赖”“流氓”，是怎样落到这样悲惨的境地的，对“我”来说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于勒与“我”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纹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又老又穷苦的脸，满脸愁容，狼狈不堪。”面对落到这样一种悲惨境地的“我”的叔叔，“我”感到由衷的同情。在“我”代父亲付给于勒牡蛎钱时。给了他十个铜子的小费。在这时，“我”想到的不是自己会不会受到父母的责骂(果然。母亲骂我疯了)，不是对自己有没有好处，而是应当也必须这样做。不然心里就感到更加不安。
那么，在“我”的父母(早已被社会化)——菲利普夫妇的视域里，于勒的称谓可以说颇具戏剧变化：当初于勒“把自己应得的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还大大占用了我父亲应得的那一部分”时，给他的称谓是“坏蛋”“流氓”“无赖”：于勒到美洲赚了钱，不仅愿意还他们钱，而且还可以多给他们钱，这时称谓变为“正直的人”“有良心的人”“有办法的人”：再到于勒破产又穷困潦倒。可能“又回来吃咱们”时，称谓再变为：“小子”“贼”“流氓”。作者让于勒三次变化着身世，菲利普夫妇对于勒的态度也变化三次，前后迥异。这种变化，是意味深长的。
如何理解菲利普夫妇这对角色呢?如果按照习惯的思维方式看。我们常常把道德问题视为个人修养问题。习惯于追究个人的道德责任，嘲笑公开表现狭隘自私倾向的个人。惯有的思维很容易让学生经历一场类似批斗会之类的课程分析，这好像没有太多必要。
在社会化的进程中。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上，不同的社会地位之间存在着差别，正是它决定了高低有序的等级现象，人们被划分到不同等级上，便是社会化对人的直接后果。菲利普夫妇是被社会化后的人，他们生活在物质世界里，具体说，是生活在金钱关系勾连的人际关系群里，承担着个人和家庭的经济重担：“我母亲对我们的拮据生活感到非常痛苦。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买拍卖的底货：姐姐的长袍是自己做的。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要在价钱上计较半天。”菲利普夫妇以微薄的收入勉勉强强地维持着可怜的家庭体面，贫穷使他们不得不斤斤计较每一个小钱，不能不把自己生活的目标放在经济状况的好转上。诸如这些。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去嘲笑、鄙夷，也没有理由把他们身上的弱点视为他们道德上的弱点。
问题之一是：从菲利普夫妇立场看，他们为什么不认亲弟弟?课文中的交代似乎很清楚：一、于勒曾经占用了菲利普应得的那份家产，才使得菲利普全家生活拮据不堪、无力自拔；二、如果认下穷困潦倒的于勒，不仅使生活更加贫困，而且女儿好不容易得来的婚姻，会不会因此失败呢?“最要留心的是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这应该是做父母的首要考虑的问题了；三、于勒发财的消息，成了他们摆脱窘迫生活的唯一救命稻草，是他们生活的精神支柱。他们曾经给那么多的人(包括女婿)看过于勒的来信，这也是他们虚荣生活的一部分。打碎它，让别人来耻笑和鄙视自己，肯定不行。很明显，这是一种人际关系中的利害取舍。而避害就利、取轻避重又是人们在利益取舍中最常见的选择。菲利普夫妇也不例外，所以他们选择逃开：“到船的那边去”，“回来的时候改乘圣玛洛船”。但这种逃避，虽然实用，却不美好。
问题之二是：从于勒的立场看，他的家近在咫尺。他为什么不回家?关于这一点，课文中没有直接交代，但可以揣测得出——不是不想，是没脸回来。第一、曾经欠哥哥钱，没法还清，没脸回。第二、曾经在哥嫂面前夸口发财，现在破产，没脸回。第三、现在穷困潦倒回去会成为哥哥的负担，没脸回。我们看得出，于勒是与“我”的父母截然不同的人。他不像他们那样懂得金钱的重要，因而也不算计。只因他不爱惜金钱，才把自己有限的遗产挥霍一尽。他的哥哥和嫂嫂为了不受他的拖累，把他“送上哈佛尔到纽约的商船，打发他到美洲去”。他到了美洲之后，经济上略有好转就写信回来，表示愿意赔偿哥嫂的损失并表达对哥嫂的怀念。他破产之后，又给哥嫂写了一封简短的信。他隐瞒了自己破产的事实，是很有用心的：他以为哥嫂仍然关心着他，不愿他们担心自己；他希望赚了钱之后，再回到家乡。和哥嫂“一起快活地过日子”。在此之后，他穷愁潦倒，虽然家近在咫尺，却不回来。而他的不算计，又恰恰成为他悲剧命运的根源——他毕竟生活在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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