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对蔡焕杰“思考”的思考

作者：徐爱平

石”就是刚正不阿，也就是自己有着那种宁折不弯的精神。这不是明明在承接上文，与宁武子和颜子作是非界限上的区分，表明自己在真理受玷污的时候有着宁武子和颜子等人所不具备的高尚的人格特征吗?蔡先生把此处对愚溪的描写作为作者与大自然相融的根据，从而认为作者“在与自然的冥合中抛却杂念。超脱世俗”，其实是误读了柳宗元的本意。
　　柳宗元太执著于现实，太纠缠于是非，太富有原则，处处有我，像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忘我无我之境他是达不到的。虽然笃信佛教，眼前有这么一条“清莹秀澈”的愚溪，而且说“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但到底还是无法“与自然的冥合”，苦痛到底还是在溪水里“浓得化不开”。如果硬要说这条溪水“相融于余”(蔡先生语)，那么我说，这个“融”不应是“物我合一”，充其量只是有同一性而已，本质上两者还是各自独立的个体，是绝不可能融为一体的。清人林云铭所谓“以溪不失其为溪者代溪解嘲，又以己不失为己者自我解嘲”(《古文析义》)，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更明确说，柳宗元更愿意把溪水作为自己精神品格的外在投射物，更愿意把溪水作为自己的高尚品格的物化象征；或者也有可能，柳宗元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有感于自己的被排挤被遗弃被埋没，而把愚溪幻化成自己的亲切知己。(高文、屈光《柳宗元选集·序》中有此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因此所谓的“超鸿蒙，混希夷”，最多不过是为摆脱苦闷实现超脱所作的一种象征性努力而已。在这个广大的宇宙空间中，柳宗元透露出的更多的是一种孤独寂寞，以及孤独寂寞背后隐藏的地火一般的愤懑不平。这种情绪他唯恐别人不知道，故在文末还不遗余力地强调“寂寥而莫我知(愤懑和苦闷)也”。
　　柳宗元文从先秦两汉，诗从陶渊明、谢灵运，造语清峻，意境幽眇，但“唯效陶诗，是其性所好，独不可及也”(何汶《竹庄诗话》)，性格气质也实在更接近整日“幽愁忧思”的屈原。柳宗元被贬永州，整日蓬头垢面，丧魂落魄，甚至神经过敏，担心蛇咬，害怕蜂蜇，还怀疑水里有一种虫子会含沙射向他的影子，使他生疮。(见《新唐书·柳宗元传》)这很难让我们对柳宗元产生那种潇洒从容超凡脱俗的世外高人的印象。宋人蔡启说得好：“子厚之贬，其忧愤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闵己伤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亦未为达理也。”(《蔡宽夫诗话》)柳宗元更像一个身单力薄但倔强顽强的战斗者，一个在寂寞中挣扎的悲情英雄。他在《惩咎赋》中反复表示自己虽然政治上遭受失败，但志不可屈，时刻准备“蹈前烈而不颇”，认定屈原是他学习的榜样。宋人严羽认为“唐人唯柳子厚深得骚学”，清人刘熙载说：“宪章《骚》《雅》…… 有唐以来，子厚一人而已。”清人沈德潜说：“柳子厚哀怨有节，律中骚体。”(《说诗啐语》)清人施补华说：“柳子厚幽怨有得骚旨而不甚似陶公，盖怡旷气少，沉至语少也。”(《岘慵说诗》)凡此种种，皆可见柳宗元为人气质与为文风格。我们今天仍可从他自己的文集中找到大量典型的怨愤之作，如《牛赋》《赠王孙文》以及这篇《愚溪诗序》等。所以不管从文本本身还是从作者性格气质来论，我更相信柳宗元写到《愚溪诗序》的最后仍不免是愤懑不平的苦痛，而他最终试图极力向我们传达的也正是这种愤懑不平的苦痛。
　　
　　浙江全华一中 3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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