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天保之死并不是“为了成全弟弟”
作者：闽开振
傩送的哥哥天保也喜欢美丽清纯的翠翠，托人向翠翠的外公求亲。而地方上的王团总也看上了傩送，情愿以碾坊作陪嫁把女儿嫁给傩送。傩送不要碾坊，想娶翠翠为妻，宁愿做个摆渡人。于是兄弟俩相约唱歌求婚，让翠翠选择。天保知道翠翠喜欢傩送，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遏意外而死。傩送觉得自己对哥哥的死负有责任，抛下翠翠出走他乡。
显然，这里的“整体把握”并不完全准确。其中。特别是说天保“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根本就与作品的创作实际不相符合。
首先，说天保“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并不符合沈从文一贯的价值立场和文学思维方式。我们知道，沈从文作为一个一向以“乡下人”自居的现代作家，他的价值立场和文学思维带有明显的“城乡对立互参模式”，他不但把乡村与都市都看做对立的状态，而且还站在乡村的立场上来批判都市人的虚伪和怯懦，歌颂乡下人的诚实和顽强。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和思维，沈从文创作了《边城》；而他那“边城”中的人物，无论是表现在生活方面的“极其伟大”还是“极其平凡”，也不管是表现在性情上的“极其美丽”还是“极其琐碎”，统统都被赋予了“正直”与“诚实”的道德品性。具体到天保和傩送兄弟，尽管一个性情如父亲、一个气质近于母亲，但他们都在父亲特意安排的“旅行”中得到了“人格”的培养和“训练”：他们学会了“用刀保护身体同名誉”，也“学得做人的勇气与义气”，同时更懂得“和气亲人，不骄情，不浮华”……不待说，这样的“人格”在沈从文的眼里简直就是“天佑”和“神送”，它与都市人之间自然存在着天壤之别。所以，当这样的两个兄弟同时爱上了翠翠并相互知道了各自心事的时候，作者所给予他们的也只能是一种选择，即“兄弟两人在这方面是不至于动刀的，但也不作兴有‘情人奉让’，如大都市懦怯男子爱与仇对面时作出的可笑行为”。很明显，在沈从文的“城乡对立互参”的文学思维中，重“亲情”与“和气”的兄弟两人固然不会按照茶峒人的“规矩”“来一次流血的挣扎”，但兄弟两人的“勇气”和“不骄”又使得他们决不会像城市人那样懦怯地互相奉让爱情。
其次，从天保的个人性格来看，他也不可能“为了成全弟弟，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前述已知，尽管兄弟两人都具有乡下人共同的“正直”与“诚实”，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们仍然具有很大的区别。而这种区别，特别是他们各自的独特性格，正是决定其行为和心理的关键因素，当然也是作家所重点描写的方面。就天保而言，作者首先交代他的性情如爸爸，意在说明他虽然没有弟弟般“美丽”、“聪明而又富于感情”，却有着湘西男人的“豪放豁达，不拘常套小节”；作者接着写他同老船夫的交谈，他的“第一句话”就径直称颂人家的孙女长得“标致”，且“像个观音样子”。可说是真正体现了“心直口快”的性格特征；至于写到他的父亲请人去向老船夫提亲，老船夫则一边小心地探听翠翠的口气，一边又情不自禁地向翠翠夸他为人“正直—慷慨”而“有出息”。可以说，所有这些描写都是一种铺垫，都在强调天保身上的“耿直”。所以。到傩送问及哥哥提婚的进展并赞叹唱歌的“马路”时。天保的“耿直”便直接地表现为对老船夫的怨恨和对傩送的“气恼”与“愤慨”。而此时的傩送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表现出一种对于哥哥“烦恼”的同情与理解。为什么?那是因为傩送明白，哥哥的性情“代表了茶峒人粗鲁爽直一面，弄得好，掏出心子来给人也很慷慨作去，弄不好，亲舅舅也必一是一二是二”。如此性格的天保，怎么可能在爱情上去“成全弟弟”!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从作品对天保自恋爱、求婚到离家出走的全过程的描写来看，他也没有表现出“成全弟弟”的任何行为和心理动机。众所周知，《边城》是一部通过一个爱情故事来表现人情和人性的小说。由于这个爱情故事是发生在一个少女和两个亲兄弟之间，而女主角翠翠与傩送之间的爱情挫折又直接源于单恋翠翠的天保“外出闯滩遇意外而死”，所以，天保从恋爱、求婚到出走的全过程自然也就成了作品的一个重彩之笔。阅读作品的第十一至十四节可知，天保爱上翠翠后曾被老船夫告知过“车有车路，马有马路”。而他走了车路后却一直没有得到祖孙两人的明确答复。就在这时，迷茫中的天保又知道了弟弟也爱翠翠的“心事”，于是，他在深度的“烦恼”中接受了由弟弟提议、而被“当地习惯”所认可的“公平”“竞争”。最终，天保在弟弟“唱歌”后“明知不是对手”而“决定了从茶峒地方离开”。这一过程显示，尽管天保在“唱歌”时因为自己走车路占先而让弟弟先唱。但他毕竟在弟弟提议时倔强地答应了“竞争”；并且，他对要唱歌竞争的弟弟先是讽刺说“你要去做竹雀你就赶快去吧”，接着又骂出“我不会捡马粪塞你嘴巴”的粗话。因此，从天保的接受“竞争”和对弟弟的“无从掩饰”的“气恼”来看，天保的最终决定离开是在“竞争”失望之后的无奈之举。根本就不存在“成全弟弟”的任何心理动机。
至此，我们不禁要问，既然文本所写如此清晰，教参编者为何还会出现那样明显的误读?考察其中的原因，我们感到，首要的便是他们没有对文本进行“细读”。当然，这里的“细读”并不是指严格意义上的英美新批评派的Close reading，它不“封闭”文本，也不反对对作者进行研究，而是吸取了新批评派的“细读语义”的理论精华，同时再加上鲁迅所说的文艺批评不但“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题未定草七》，《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这一理念。其次，与缺少文本“细读”紧密相连，教参编者还犯了一种根据先验的意识和理论进行推理的错误。我们知道，自《边城》问世以来，有不少的人常常把它与桃花源联系在一起，并且根据作者自己所说的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而把他笔下的湘西看做是一个处处充满了“人类爱”的美好世界。由于有这样的一种“前理解”，“互相友爱”“一切皆爱”的思维便应运而生。即如前述教参的“整体把握”，从“桃花源”到“互相友爱”。再从“手足之爱”到“成全弟弟”，就是这种思维下的一种直线推理：既然兄弟之间存在着手足之情。而作为弟弟的傩送又因为“记忆着哥哥的死亡”而“抖气下行”，那么，作为哥哥的天保“为了成全弟弟”而外出闯滩也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其实，这种推理并不能成立，其本身的破绽十分明显：一是人的感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手足之情有时并不能战胜男女之间的爱情；二是从作品的主题来看，“桃花源”的理解也并不准确，因为作者本人就曾经说过——“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第9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