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我的五样》探微
作者：汤忠辉
但是，我们又不能不面对另一些问题，诸如作者经过诸多选择后为什么独独选择“笔”?在被作者放弃的内容里，有父母、孩子、爱人，还有生命赖以生存的三个要素——水、空气和阳光。我们如何理解作者的这些取舍?学生在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中，猝不及防地提出这样那样的一些具体问题。教者自然而然想用教参上的解释来回答学生，但教参偏偏语焉不详，有些理解亦难以令人信服。
其一，作者见其他同学选择了父母、孩子和爱人，虽然暗自惭愧，但是自己仍然没有选。作者在文中对不选爱人为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样这一点解释得比较清楚，而对为何放弃父母和孩子却没有多写，教参上也没有多说。其二，作者舍掉空气，紧接着又说：“我曾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冰山上攀援绝壁，被缺氧的滋味吓破了胆。隔绝了空气，生命便飘然而逝……”既然如此，又为何要删去空气?其三。作者最后删除了阳光，而前文却说有了阳光，“曾经失去的一切，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悄然归来。纵使除了阳光什么也没有，也可以在沙滩上直直地晒太阳难。”怎么解释这种舍弃?学生提出的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
仔细阅读毕淑敏的文章，诸如《心灵七游戏》之类，我们会发现，她的文章的确是为你、为我、为他、为所有有心人而写的。作为作家。她的爱，不是一般的一己之爱，她所爱的，不仅仅是她的父母、孩子和爱人，她爱所有有心的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样的爱。是一种博爱。作者没有和其他同学一样选择父母，不是父母、孩子、爱人不珍贵，而是与此相比，“笔”是作家的最爱。这种选择不仅能表达作者的追求，更体现了作家博大的胸襟。
至于作者舍弃空气这一点，乍看的确令人费解。既然生命飘然而逝，要“笔”又有何用?诗人臧克家曾有名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钱钟书认为，作家的使命就是要抵制任何诱惑，要有一枝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笔，要有铁肩膀。作家就是要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命运及其生存状态。并以此唤起别人的关注和思考，这是他们写作的原动力。作家应该为广大民众和社会提供尽可能多的精神食粮，这也是众所周知的责任。在我们看来，即使作为物质生命存在形式的肉体消失了，作为作家精神思想的载体——作品也能流传于后世，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他的生命得到了延续。哲学大师笛卡儿有一著名的哲学论断“我思故我在”，这里的“我”，并非指身心结合的形体的“我”，而是指独立存在于形体之外的精神实体。“我”的根本属性是思想，“我”是与思想共存的，有“我”存在，就有思想存在，有思想存在，就有“我”存在。纵使作为肉体的我不存在了，思想仍然存在。尽管笛卡儿的这句富有哲理的话遭到很多人批判，被认为是一种唯心主义思想，但我想，抛开哲学上的争论，单纯就一个人存在的哲学意义而言。用这句话来解释毕淑敏的取舍，可以算是恰到好处的注脚吧。
基于此。最后作者舍弃阳光而坚守“笔”这一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作者之所以舍阳光而选“笔”，一是因为在作者看来，一个作家只知享受而不能留下精神产品，即使能“在沙滩上直直地晒太阳”，那也无异于一具空有皮囊而没有灵魂到处游荡的行尸走肉。二是因为作者选择了“笔”，就是选择了她钟爱的写作事业。就等于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人生的支点。阿基米德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在我们看来，作家失去了“笔”，就无异于宋祖英不唱歌，杨丽萍不跳舞，赵本山不演小品，姚明不打篮球，刘翔不跨栏一样，那么，个体生命的存在还有多大的价值?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写作更重要的了，作家生命存在的意义就是审视、思考社会。并再现自己的审视和思考。一个真正的作家要是放弃了笔，比让她失去生命还要痛苦。没有了笔，作家就等于没有了灵魂，没有了思考，没有了批判，这样的生命存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作者选择了“笔”这一人生的支点，把自己的灵魂撑了起来，让我们在领悟作者深刻思考的同时，也看到了她心灵的高贵。
人生并非游戏，游戏却可以改变人生。我为何而生?这是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哲学追问。作者借助一个有趣的心理测试。巧妙地做了回答。其实，这种生命存在意义的追问也同样适合每一个读这篇文章的人。每一个阅读者都要正面回答这一灵魂的叩问——我为何而生?
《我的五样》所在的教材板块是“设计未来”，其教学目标就在于引导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学生开始尝试着设计自己的未来，规划自己的人生，播种人生的希望。正所谓一个选择，决定一条道路；一条道路，到达一方土地；一方土地，开始一种生活；一种生活，形成一种命运。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只有抓住教学目标，不游离于文本之外，把自己摆进去，切实地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才能正确地解读文本，获得深刻的体验和触动心灵的感悟。才能不让严肃的人生话题在谈笑中变得浅薄。从而引导学生在活动中正确地设计未来，真正使自我生命存在的意义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