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道士塔》新教
作者：唐家龙
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中，不厌其详地列举了许多年代，如：20世纪初年、1900年5月26日、1905年10月、1907年5月、1908年7月、1911年10月、1914年等。作者大写特写这些年代在敦煌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学生在阅读文章的时候除了了解敦煌莫高窟的发现及被掠夺这些事实，感受一下作者的愤慨之情外，是否还能够有更深的思考，进而承担更重的责任呢？于是，我先于学生们开始了苦苦的思考。
中西方对照！看看在这些时间点中国与西方列强分别在干些什么，灵光一闪，有了主意。
翻开中国历史大事年表，我们发现：
1900年，即王圆箓道士发现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这一年，中国正发生着两件大事：一为八国联军侵华，二为义和团运动高潮。
1905年，即“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见《道士塔》原文，下同）之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日俄两大帝国为争夺中国东北正进行着臭名昭著的日俄战争。
1907年，即“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五箱织绢和绘画”之年，在中国，秋瑾被杀。
1908年，即“法国人伯希和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之年，中国的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不满3岁的溥仪即位。
1911年，即“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之年，中国正爆发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
1914年，即“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之年，在中国，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颁布《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正忙于复辟帝制。这一年的秋天，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侵入我国山东，取代德国，并以支持袁世凯当皇帝为条件，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
将并不遥远的百年前的中西方拉在一块儿进行比较，对比鲜明，对学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他们感慨唏嘘，激昂愤恨，开始深入思考。这时，老师再让他们找找文中还有哪些对比，他们很快发现：
中国政府官员对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冷漠无知不重视，与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的不远万里，不辞辛劳，不畏艰险，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的中国优秀文化遗产执著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以前以为它守护森严，此行将充满风险的心理，与来后的畅通无阻，如入无人之境的实际情况形成对比。
愚昧的中国道士与狡诈的西方掠夺者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道士不识货，是一个愚蠢的败家子：用石灰将展示着“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的洞窟壁画粉刷一新以求屋子亮堂；用铁锤将有着“婀娜的体态，柔美的浅笑”的洞窟雕塑敲碎重塑天师和灵官；贱价出卖——几乎是奉送——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中国的道士被西方掠夺者欺骗却不自知。“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而西方掠夺者除了能用超低价购买之外，还把自己扮作“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的“洋唐僧”以打消王道士的犹豫。
运到京城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与运到国外的命运也有鲜明的对比。前者“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而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运送文物回到国外的斯坦因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
对文物、对文化的态度——重视与否，公众的参与度如何，知晓度如何——截然不同。两种文明的命运、两种国家的命运、人的素质差异由此可见一斑。
从文中，学生们还看到了当年的敦煌文物的“看管者”、破坏者、败家子与当今为国争光的敦煌学研究者之间的对比；当今的爱国者、爱这个国家的文化遗产的青年诗人、本文作者余秋雨先生与当年卖国的王道士之间的对比……
经过一系列对比，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不难看出，中国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腐败的政府，“没有那副赤肠”的拙劣的官员，愚昧的人民，自保尚且无暇，根本不可能对敦煌莫高窟提供有效的保护。敦煌莫高窟的劫难难以避免！这是民族的悲剧。
二
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之后，面对列强的掠夺，作者写道：
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从这些话中，我们能看出作者余秋雨是怎样一个人？他具有怎样的品质呢？我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爱国的”“勇敢无畏的”“忧愤深广的”“知识渊博的”“学术造诣高的”“自信的”，学生们七嘴八舌。
在肯定了学生们的答案之后，我又提出了一串问题：从这里能否读出作者的优越感呢？如果作者真如诗中所写“早生一个世纪”，他又该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还会是享誉天下的大作家、大名人吗？他真的和王道士有着天渊之别吗？如果不是，那么，是什么改变了这一切呢？作者的优越感又从何而来呢？对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学生们兴致颇高。
他们读出了作者站在已经发展壮大了的当今中国（现实）观照极度衰弱的晚清（历史）时的优越感、忧愤感。
他们认为作者如果真的如诗中所写那样“早生一个世纪”，如果做官，余秋雨先生必和他在文中所叱骂的那些官员一样拙劣，“没有那副赤肠”；如果做了敦煌莫高窟的道士，余秋雨先生也必和“罪人王圆箓”没有两样，因为王圆箓的眼界和思想水准就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即我们的祖先）的眼界和思想水准，王圆箓的愚昧无知就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愚昧无知。
余秋雨先生之所以成为余秋雨先生，全是因为时代变了，国家强大了，科学文化教育发展起来了，人们的思想觉悟、认识水平提高了，人们的视野开阔了。因此，作者余秋雨先生的优越感是这个时代给的，这个国家给的。
也许作者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在文章的第四部分赞美了敦煌研究者，同时，也不露痕迹地赞美了这个国家。
总之，文章内涵丰厚，在不露痕迹中讲了国之强弱、官之优劣、人之贤愚对文化遗产的影响。上好这一课，可以让学生接受一次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重庆市37中 4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