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语言文化(五):古今斋名谈

作者:沈文田




  中国文人著述之余往往有一雅趣,即为自己的书斋寓所起一个或数个室名,自得其乐。书斋的命名,大都比较讲究,或以明志,或以自勉,或以寄情。如蒲松龄的书房叫“聊斋”,即闲谈的地方,它暗示了小说题材的来源。作者一生坎坷,屡试不第,憎恶科举,晚年以“闲谈”排遣寂寞之苦,聊以读书写书自娱。
  书斋之名从发端到流行,有一个发展过程。汉司马迁虽有宏文巨著《史记》传世,但未闻其有书斋之名。唐刘禹锡《陋室铭》把书斋生活写得绘声绘色,堪称千古绝唱,但文章意在说明其志趣高雅——“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而已,“陋室”不能视为书斋名。正式命名书斋,似起源于北宋。史传司马光有斋名“读书堂”,虽质朴但过于平白。以后有洪迈的“容斋”、陆游的“老学庵”问世。在元代,为书斋命名的做法已经影响到西域一带的少数民族人士。这在陈垣先生《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大量记载。至明朝,斋名盛行,文人学士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雅名书斋。如归有光的“项脊轩”,袁宗道的“白苏斋”,唐伯虎的“梦墨堂”,张溥的“七录斋”。迄至清代,斋名更盛,于是出现斋有一名而数人共享,数名而一人共有的现象。如以“听秋”为斋名的,从王昙到清末经亨颐就有四十一人。
  进入现代社会,书斋命名绵延不绝。有的斋名表现主人的志向,如梁启超的书房叫“饮冰室”,语出《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舆”,形容内心忧虑焦灼,室主以此表达自己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又如鲁迅的书斋名曰“绿林书屋”,鲁迅在黑暗年代为中国革命事业奔走呐喊,一些文人污蔑他是“学匪”,他就把书屋取名为“绿林”,以示嘲讽。鲁迅又有室名曰“俟堂”,乃古人的待死堂之意,其时白色恐怖,他已预感到自己随时有生命危险,于是“君子居易以俟命”,充分表现了鲁迅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有的斋名个性突出,如周作人是一位追求个性解放的教授、散文家,他的“苦雨斋”“苦茶斋”等斋名正好表现他在历史巨变时期的双重性格。语言学家王力的“龙虫并雕斋”,表明一位大学者积极热情的治学和工作态度。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捐献150万元成立了“励耘堂奖励基金会”,“励耘堂”是北师大前校长、历史学家陈垣的斋名。启功先生借用,表示不忘师恩,擢拔后进之意。青年作家贾平凹的“静虚村”,显现出一位出色的、有修养的作家所追求的生活和艺术。
  品味斋名,可以体会书斋主人的志向、情趣、心境甚至人生观。斋名可谓中国语言文化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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