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四个萝卜”与“三个萝卜”
作者：陈玲玲
一个人的生活选择的重大变动起源于几个“萝卜”，这不是笑话，而是鲁迅叙事的隐括功能的体现。经历了“恋爱悲剧”以后的阿Q，愈发地走了下坡路，竟至于和小D打了个平手。阿Q没有了市场，发生了“生计问题”，他的当务之急是“求食”。在遍寻生机而不得的情况下，他只能跳墙进入静修庵寻食；在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发现了一片萝卜地。他刚刚得手，摘取了“四个萝卜”，便被老尼姑发现，更可怕的是庵里有一条“很肥大的黑狗”，这是一个劲敌。好不容易，阿Q急急地攀上桑树，跨到土墙，连人带萝卜滚出墙外面了。这是一场有惊无险的喜剧，阿Q“待三个萝卜吃完时，他已经打定了进城的主意了”。
偷了“四个萝卜”，吃了“三个萝卜”，少了一个萝卜。这是什么道理？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因为那一个萝卜吓退了黑狗，才保证了阿Q的全身而退，“连人和萝卜都滚出墙外面”。这个萝卜让阿Q侥幸过了关，但是它也终于逼走了阿Q。没有能够让阿Q满足胃口的这一个萝卜，它和黑狗的凶恶与警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黑狗断绝了阿Q再进尼姑庵偷萝卜的后路，阿Q在未庄真的走投无路了。
这一个萝卜的细节至关重要，以阿Q“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的逻辑，他未尝不愿意将这一块地上的萝卜都吃完再决定行踪，然而这一个无意中充当了武器、少了一份果腹的能量的萝卜告诉他，再也不能跳入园里偷萝卜了。把一个乡下游民的生活道路改变了的就是这一个萝卜。正是因为这一个细节，就有了一个无知地进入城里搅入动乱与维新前的社会不安定的农民，就有了被牺牲的底层人的典型。一个巨大的历史内容被“隐括”在一个萝卜的偶然性因素中；一个喜剧性的细节，叙述的正是历史的严酷事实。鲁迅的一篇短篇小说叙述的历史内容，常常抵得上历史教科书的巨大篇幅，而他的小说中的历史笔法正是普通历史教科书所缺乏的。
鲁迅的这一叙事表现了中国小说的“情理”美学原则。鲁迅叙述阿Q将“三个萝卜吃完”，正显示出他的叙事的精致与严谨。“四个”与“三个”之间的差别，不是数字的差别，而是叙事的合情入理的要求。一般的叙述，也可以说：阿Q吃完了萝卜就踏上了进城的路。不去强调这个数字，那也就体验不了饥饿的阿Q齿颊之间的愉悦和胃肠之间的不满足了。那一个不曾进入阿Q腹中的萝卜，对阿Q的情感的伤害，对他进城的事理的必然的决定性影响，是不可忽略的。不去强调“三个萝卜”与“吃完”，就好像阿Q早已有了进城的准备，可是这个决定是阿Q在吃萝卜的过程中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阿Q是越吃越伤心、越吃越无奈，他“鄙薄”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如今不得不又选择进城的流浪生涯。如后文交代，阿Q的这次进城，不像以往“早就兴高采烈的对人说”，他走后“也没有一个人留心到”。
金圣叹在批注《水浒》时，有这样的例子，武松打死老虎后从景阳冈上下来，遇着了当地的猎户，把自己的包裹交给了他们，寄放在当地的大户家中。后来叙述他随众人进阳谷县城，金圣叹特地指出：包裹没有交代，难不曾是当地人昧下了这个包裹？文章中有一笔不到，就会引起阅读接受者的异议。所以，以口耳授受为起点的中国小说叙事，特别讲究叙事要合情入理，这在无形中成了中国小说叙事的传统。鲁迅之所以将萝卜的“从四个到三个”的首尾交代得这样的明白，未尝没有传统的影响。这种一笔不苟的叙述，语言文字的精当，是中学语文教学中不可不强调的。
江苏扬州市教研室 22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