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祝福》的另一种读法

作者:秦晓华




  然而我们悲哀地发现“我”并没有为祥林嫂做更多的事情,除了同情;甚至“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希望在哪里呢?
  有论者说:“在‘好奇’的看客‘看’被看者的背后,常常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它的麻木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第41页)我同意所谓作者用悲悯的眼光在看之类的说法,然而不同意“反讽”的说法,与其说是“反讽”,不如说是“反省”。有资格反讽的人,他一定知道未来的方向,一定知道现实和理想的具体方位,否则何来“反讽的距离”一说?然而彼时的鲁迅能说清上述问题吗?当然是说不清楚的,否则也不会反抗绝望。罗素曾说“真正深刻的人类思想,都是产生于悲观主义”。无须为尊者讳,这是一部阴郁的小说,在作者的“悲情冷眼”中,我们分明看到了地狱。(关于这一点,可参看鲁迅小说及杂文集的序跋,如《呐喊·自序》《华盖集·题记》等)鲁迅曾在介绍安特莱夫的四幕剧《往星中》说:“安特来夫,全然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那思想的根据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以此三点观《祝福》,亦无不可。
  
  三、《祝福》是一篇存在主义小说吗
  
  既然《祝福》表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双向异化关系,既然《祝福》表现的是人生的悲哀与无望,那么它应该是一篇存在主义小说了?
  《祝福》的确很像一篇存在主义小说。汪晖在他的《反抗绝望》(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一书中分析叙述者这个形象时,加了一个注(第300页):“应当指出,叙述者的暧昧态度与祥林嫂面临的荒诞处境有直接对应关系,对后者来说,既需要‘有灵魂’,又需要‘无灵魂’,选择其中任何一种都将导致悲剧。”这一分析有无道理且不去说它,拈出“荒诞”一词,颇有意味。汪晖没有直言《祝福》是不是一部存在主义小说,但他似乎感觉到它与存在主义的联系,于是用了一个存在主义语汇——“荒诞”来标记鲁迅小说人物。《祝福》的确具有存在主义小说元素,例如它表现出一种焦虑,尤其是在“我”这个形象上,我们看到他质疑传统文化,极力想摆脱与传统(历史)的联系,然而由于在根本上他处于一种异己力量的包围中,又与其否定的对象无法真正割断联系,于是悬置于“抛入”与“抛出”的状态之间,成为了“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的历史中间物。作者还在《祝福》中极力把现实生存中人们已经习惯化了的“所是”,还原为荒诞。且看“我”探知祥林嫂死讯的一节。当“我”问到四爷在和谁生气时,“‘还不是和祥林嫂?’那短工简捷的说”;而当“我”打听祥林嫂死于何时时,那短工居然“说不清”;再问是如何死的,他也只是“淡然的回答”。的确,对一个草芥一样的人的死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祥林嫂的死无关乎鲁镇,无关乎任何人,常态下应有的关怀、温煦与悲悯没有了,有的是冷漠、荒寒与残忍。
  鲁迅受到存在主义的影响,早就有人论述。鲁迅对尼采、克尔凯廓尔有过浓厚的兴趣,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刘半农就说鲁迅是“托尼(指尼采)学说,魏晋文章”。鲁迅早期作品《摩罗诗力说》中尼采的名字出现了5次,克尔凯廓尔的名字也时有出现。)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中提到的第一个名字便是尼采。日本学者山田敬三、相浦杲及美国研究者薇娜·舒衡哲都在其论著或论文中分析了鲁迅与存在主义的联系。本文用萨特存在主义的若干观点分析《祝福》,也是基于这种认识。但需要指出的是,《祝福》发表于1924年,而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出版于1943年,不能说前者受到后者影响,只能说彼此思想倾向上的某些相关性带来了不谋而合。
  但是,鲁迅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祝福》也不是一篇存在主义小说。存在主义的出发点是纯主观的,以人的躁动的内在情绪为最高真实,故而在存在主义者那里,人始终面对的是虚无而荒诞的世界,世界是无意义的,人生也是无意义的,于是个人与社会之间隔了一堵墙,于是与社会对立的孤独的人便有了荒诞感、滑稽感,如“局外人”默尔索,如充满“厌恶”的洛根丁。但《祝福》不同,鲁迅不同,其出发点和终极指向在于社会及国民性的改造。前文说《祝福》是一篇阴郁的小说,表现的是一种无法反抗的绝望,但要强调的是,鲁迅的绝望不是存在主义式的绝望——以为个人与社会存在着与生俱来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的绝望来自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来自于他对国民性尤其是劣根性的全面观察,来自于他对自己的“抉心自食”的冷峻反省。李欧梵曾说:鲁迅“他在为自己这方面几乎是存在主义的,而在为别人的方面却是人道主义和利他主义的。”(《铁屋中的呐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98页)的确,在中国文化危机面前,鲁迅表现出的是巨大的道德热情和诚挚的人道关怀。《祝福》表现的不是一种本质上的荒诞,而是对一种畸形文化、病态社会及人群的反思。刘大杰1928年发表评论说:“《祝福》所表现的,都是人生最沉痛、最严肃的部分。用以表现这严肃的部分的作者的笔锋,旁人说他是讽刺是俏皮,我觉得是对人类的同情;是最深一层的眼泪。”《〈呐喊〉与〈彷徨〉与〈野草〉》,载1928年5月15日上海《长夜》半月刊)其观点也是颇有些道理的。这样的出发点决定了《祝福》不可能是一篇存在主义小说,而是一篇有着存在主义元素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
  (江苏省徐州高级中学 2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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