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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感悟
作者：顾黄初
人过七十五，从教五十年，总不免要回忆过去风风雨雨的岁月，产生种种感慨。
在人生之旅中，人总得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但人生之旅很不平坦，这理想和追求要实现总是十分不易。所以，人生与挫折常相伴随。有人不无感伤地说：“人带着哭声来到世间，又在别人的哭声中告别人世。”这话把人生与挫折的伴生现象说得过分夸张、悲观了些。于是不少年轻人，如今总想通过“自我选择”甚至“反复选择”来躲开挫折，争取顺利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能“自我选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年轻人这样想，这样做，并不错。对我这样上了点年纪的人来说，要能“自我选择”得有个过程。我从教的五十年，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二十五年，就是从1953年大学毕业担任中学语文教员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就我个人经历而言，特点是“被人选择”，也就是说做教师是服从组织需要的结果。
记得在高中读书的时候，教我语文的是一位名叫宋清如的女士。她是著名的莎翁戏剧集的天才翻译家朱生豪先生的遗孀，与朱先生同是浙江之江大学的高材生。朱先生英年早逝，宋老师继续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以了却丈夫生前的遗愿。在宋老师的影响下，我立志专攻戏剧文学、戏剧理论，毕业后考大学，就报了南京大学中文系（因为我打听到著名戏剧理论家、翻译家陈瘦竹先生就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执教），后来果真被录取了。谁知读到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国家政务院忽然下了一道命令，国内所有综合性大学，各系科的学生都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到中学去，充实中学的师资队伍。立志专攻戏剧，成了一块画饼，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扬州，在苏北农学院附属工农速成中学（以下简称工农速中）当了一名语文教员。所以，我从教五十年的起点，说实话，并非我的意愿。
正因为这样，我不要说毫无思想准备，就是连起码的教育理论知识也一无所知。但是有一条：既然把我安排在教师岗位上，那我就要坚守不甘平庸、尽力而为的信条，努力当个称职的教师。1954年春天，我在工农速中当教师才半年多，就给《光明日报》寄去了一篇题为《人生新起点》的文章，表达了我要当个好教师的决心。时隔两个月，文章发表了，标题被亲爱的编辑先生改为《走在铺满鲜花的道路上》，有点浪漫主义色彩。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在我的人生道路上并非都是“铺满鲜花”，但当时确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不甘平庸”的信念使我早在1956年就成为了“中教五级”，在困难时期居然享受到当时所能享受的“高知”待遇。当年我才24岁。
到1963年，也就是我调到扬州师范学院（现在的扬州大学）工作的那一年，因为我曾在中学任教九年，后来又在扬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为在职教师培训担任一年“写作与文选”课的主讲教师，所以就进不了中文系，只能被安排在函授部参与语文教师的在职培训，从事函授教育工作。在高等师范院校，搞函授被认为是“小儿科”，真正的专家教授是看不起的。有人曾感慨地说：“函授，有学问的人不屑去搞；没有学问的人，却又必定搞不好。”一旦接触到这份工作，便觉得此言不虚。在职语文教师，不是本科就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教材教法的ABC，大都学过一点，要当好他们的培训教员，若无一点真才实学和教学实践经验，还真不容易对付。直到现在，在扬州、南通、盐城三市（当时扬州师范学院高师函授的施教区）的中学里，凡是六十岁以上、在中学担任过语文课、当年又接受过培训的资深教师，多数人恐怕不会忘记扬州师范学院函授部有个名叫顾黄初的教员的。同时我还主持编辑过多种语文函授教材，几十期的《语文函授》期刊，为众多中青年语文教师在教改实践中脱颖而出提供了机会。现在扬州、泰州等地几位语文特级教师，多半是因为在《语文函授》上发表过他们的处女作，受到鼓舞，从此走上了联系教学改革实践进行科学研究的道路。
1978年，我的人生道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要发自肺腑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是同党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原因。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03年我正式退休，这后二十五年，才真正是我“自主选择”的阶段。
那年，扬州师范学院决定暂时停办举办多年并已取得良好声誉的高师函授。当时中文系主任和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同时登门提出两种方案由我自己选择：一是直接转到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因为我曾代表中文系出席过“十年浩劫”之后在黄山召开的全国首届鲁迅学术研讨会，又与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同仁们合作编写过关于现代文学方面的多部论著，直接转入现代文学教研室，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二是把“十年浩劫”期间已中断多年的语文教学法课程恢复起来，并逐步筹建相应的教研室。当时我想，语文教学法这门课程，从高等师范院校的培养目标看，是一门十分重要、不可或缺的专业基础课，既然原有的教师队伍已各奔前程，我不妨去试一试，便自告奋勇地选择了后者。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表述自己当时的决心：“在过去的教学生涯中，客观环境似乎并没有给我提供多少好的机遇，我总是在常人认为是‘贫瘠’的土地上翻土下种，争取获得一般幸运儿在肥壤沃土上获得的同样的收获。这种‘争取’，当然很艰难，而且也未必能如愿，但毕竟养成了我一种淡漠于机遇而信赖于自力的习惯，这也是一种收获，甚至是更重要的收获。”
接手语文教学法课程之后，在教育业务上和思想修养上我算是跨入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先是在叶圣陶教育思想研究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与此同时，我又在现代语文教育史的研究方面开拓出了新领域。1986年应聘担任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学语文审查委员之后，更加专注于中学语文课程教材编制史和编制理论的研究。
概括起来说，我在新的历史时期对语文教育的研究，在叶圣陶（包括开明派的一批学者）的语文教育思想、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语文教科书的编制理论和实践经验、语文课程教材教法所涉及的各个领域等方面都有论著出版。以上这些成果并不能说明我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实绩，只是想证明，在任何岗位上，只要不甘平庸，力戒浮躁，脚踏实地，一定能有所建树。
回想起来，我后二十五年的经历以及其间所取得的一点成绩，起关键作用的因素大致有三条：
一是恭逢盛世。没有我国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的思想路线，没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教兴国”等战略决策，就不会有广大知识分子的新生和活力，也就不会有我二十多年在继承的前提下去创新、在创新的意念下去探索的丝毫可能。
二是找准目标。人生的选择，贵在选择目标。目标选定了，就得一步一个脚印地为实现这一目标去努力，并且以此为乐。1991年，一家杂志把我作为“封面人物”刊出，《江苏教育》杂志一位编辑同志评价我是“心系这一方沃土”；第二年，上海《语文学习》一位同行知己，在采访我之后，于该刊“名师探访”专栏发表了题为《在“贫瘠”的土地上继续耕耘》的访问记。我想，在人生的道路上，“沃土”和“瘠土”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原本想选择“沃土”，如果自甘平庸、碌碌无为，“沃土”也会变成“瘠土”；相反，如果面对常人心目中的“瘠土”，而自己不甘平庸，努力排除常人的偏见而开拓自己的路，那么“瘠土”也会变成“沃土”，结出丰硕的果实来。进入语文教学法研究队伍，我敏锐地发现该学科的理论和实践中有广阔的研究空间，特别是语文教育史的研究几乎还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所以我在众多的研究课题中，首先选择语文教育史作为目标，并且因为近百年来语文教育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质态，与当前的语文教育改革更为切近，因而又把近现代语文教育史的研究作为切入口。实践证明，“史”的研究是纵向的，但在“史”的时间线索中必定要扩展到与语文学科有关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于是在横向上大大拓宽了研究空间。
三是友人相助。人在事业上、学术上的发展，大都离不开知己者的相知相助。1979年，我在上海《语文学习》上发表了一篇2000字的短文《万花筒的启示》，素不相识的杭州大学《语文战线》编辑部张春林同志读后居然发现了“知音”，第二年年底他便发来专函邀请我参加由他和《语文战线》编辑部发起并主办的首届“西湖笔会”。应邀参加的有十多位同志，除我以外，大都是在语文教育界早已享有盛名的学者，如刘国正、钱梦龙、章熊、欧阳代娜、范守纲、陈钟梁、林炜彤、陆鉴三等等。这个笔会和与会的学界知己，为我日后的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支持和机遇。1980年，我发表了关于中学语文教材建设的第一篇论文《改革中学语文教材之我见》。同年，还就中学作文教学问题发表了自己研究语文教育史后形成的一系列观点，被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的刘国正先生赏识，当1986年原国家教委组建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要求各有关部门推荐组成人员的时候，人民教育出版社就推荐我出任中学语文学科的审查委员。在连续三届的教材审查工作中，和冯钟芸、刘国正、于漪、钟梦龙、章熊、欧阳代娜、张鸿苓、潘仲茗等诸位先生愉快地合作了十多年，这段难忘的经历以及其间与各位同行知己所建立起来的亦师亦友的情谊对我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1986年，东北师范大学的朱绍禹先生受国家教委的委托在国内率先举办语文教学法课程青年教师的专业研修班，邀我主讲“中国语文教育史”。在这个研修班上，我有机会结识了湖南师大的周庆元、包头师院的韩雪屏、绍兴文理学院的王松泉、烟台师院的曹洪顺、山西师院的王光龙、吉林省教院的佟士凡等各位先生，彼此成了语文教育研究的合作伙伴。
恭逢盛世、找准目标、友人相助，是我最近二十多年教育研究取得差强人意的若干成绩的三个重要因素。当然，从内因的角度说，从事语文教育研究是我无悔的选择，在研究中希望能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是我不懈的追求。人生苦短，时不我待，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倘能生存，我当然还要学习。”迅翁尚且如此，何况我等后生小辈，当然更要继续学习。
2007年11月25日于扬州瘦西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