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始终是从零开始
作者：洪宗礼
我在一所学校从事语文学科的教学与研究近五十年，尽管其间有多次从政与调至高校的机会，都毅然谢拒，坚守在我钟爱的中学语文教学岗位上，始于斯，终于斯。年逾古稀，容易怀旧，便写下一些往事及感悟。
上世纪50年代末初为人师，带着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我踌躇满志地来到江苏省泰州中学，兴致勃勃地走上了工作岗位，教的是初中语文。我在大学门门课程5分（时为五级计分制），又是学生干部，还擅长演戏。同学们夸我有“三个一”：一口普通话，一手好文章，一肚子诗词散文。自视凭这些条件，教初中语文“绰绰有余”。然而任凭我天天忙到深夜也应付不了语文教学的“两座大山”：改作文和备课文。上世纪60年代初正是中国语文教育抓“双基”最扎实的阶段。看着老教师毫不费力地频频收获，自己则犯愁何日才能“多收三五斗”。
最使人烦心的是改作文。当时是每周一作一评（间周一大作一小作），把作文改得满纸红，却吃力不讨好。有位同学写作水平一般，却一次写满一本交来，错别字、病句又多，可谓“荆棘丛生”，一篇作文改到深夜也改不完，一怒之下，手中蘸水笔的尖锐笔尖猛戳到作文本上，扎出一个洞。望着被墨水濡湿的殷红一片，我才渐渐冷静下来。次日，我把学生请到办公室，带着内疚而又埋怨的语气说：“弄污作文本本该向你检讨，可你把作文写得这样长，错字病句又那么多，能体会老师的苦衷吗？”那同学沉默不语，泪水渐渐出眶，口中嗫嚅道：“我想将来当个作家。”学生的轻轻一语，我的心头一震：透过学生的作业可以看出这位同学的学习心态。学生有很高的写作热情，自己却发火抱怨,足见我在大学里学的教育学、心理学还停留在书本上，不能致用。
此后，我对这位同学热情鼓励，引导他把几百字的短文写好，再逐步学写长文。后来，这位学生毕业参军入伍，不久便当上了通讯员，过了几年，成了一位将军的秘书。经多年奋斗，他成了一位军级文职干部。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影响深远。它使我悟出一个重要道理：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可以“登堂”，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提高，才能“入室”。自己必须牢固树立教书育人的观念，不断锤炼教学的各项基本功。于是，我以零为起点，开始了新的跋涉。我在床头柜上写下“情操高、教风实、教艺高、基本功好”十三字箴言，结合工作实际重新学习教育学、心理学以及中外大家论教育的著作，写下几百篇教育教学札记，制作了几千张卡片。三篇谈教育体会的文章陆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经十余年努力，算是成了一名比较称职的语文教师，初步奠定了日后发展的基础。
“文革”结束后，我成了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很快投入到“抢救”语文的千军万马之列，用火山爆发那样的热情去夺回因“文革”给语文教学造成的损失。其时，我40岁，因超负荷地在各年级上课，喊裂了声带，原来在中学、大学曾是“著名的男高音”，拥有“漂亮的音色”，此时喉咙却像只破了的砂锅。
开展教学研究，撰写教科研论文的热情，也像久壅顿开的泉水，汩汩流泻。我边教学、边总结、边研究。初中、高中，毕业班、非毕业班，都有我的“试验田”。三尺讲台成为我锤炼教育思想和教学艺术的练功台，教学实践成为我提炼经验和提升理论的基石。《试论语文的工具性》《想，是一个总开关》《写作与辩证思维》等一篇篇论文发表，一本本专著出版。我所研究的着力点主要在语文教法的改革上。
其时，我的引读论已经初步形成，引写论亦在酝酿之中。为了尝试应用“双引法”教学，我开了一节写作公开课，听课者是来自全省的800多名教师。课从“引读”开始，先让学生集中“反刍”几篇课文中有关写人物的知识，理解作者是如何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精当简练的笔法，准确生动地勾勒出人物形象的；然后当堂训练：要求每个同学都为本班的一位同学画像。由于同学们既是写作者，又可能是被写的对象，所以写作热情十分高涨。课进行到习作交流阶段，一位同学的习作描写了他的同桌“缺颗门牙”的生理特征，这一细节在文中几次出现，可惹怒了被写者，他当即起身抗议，继而两人竟推推搡搡,几乎要扭打起来。风波骤起，满堂愕然！我也震惊了，40多名学生和800多位听课者的视线都投向了我：洪老师，你怎么办？这时我意识到最需要的是冷静和教育机智，略作思考后我先让两位同学坐下，然后把话题意外一转：“课本中写鲁迅先生的一双手，十根手指像‘竹枝似的’，这一细节美不美？作者为什么这样写？”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鲁迅先生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加上大病初愈，特别瘦，“竹枝似的手指”看起来不美，但这一细节刻画出一位坚韧顽强的战斗者的形象，给人美感。讨论至此，同学们思窦大开，把“缺颗门牙”和“竹枝似的手指”联系起来，有的认为“缺颗门牙”正是表现了一个少年的稚气美，有的认为抓住这一特征写，会让人物更具独特的神采，更显得可爱……此时的课堂像水烧开了的锅。最后，写者和被写者都欣然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并当场“握手言欢”，课堂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以后的若干年，我常常回味这堂课，感到虽说勉强完成了教学任务，但只是“险胜”！自己的教学艺术还远远未达到成熟的境地，教育机智还远远不足以应对千变万化的课堂。从此，我边教学边总结，继续提升教学理念，提高教育机智，又迈出一大步。
这段时期，尽管由于我在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上取得了成绩，被评为江苏省首批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和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但我“三省吾身”“教而后知困”“教然后知不足”,决心继续从零开始，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修炼教学艺术，使自己成为具有高超教学艺术的真正成熟的优秀教师，能够进入语文教学的“自由王国”。
随着教改的深入，我结合教学实践对语文教学作了全方位、多领域的研究，形成了“五说”（工具说、导学说、学思同步说、渗透说、端点说）教育观，作了构建语文教育“链”的尝试。但当时，语文教学效率不高的问题，仍严峻地凸现着；如何实现语文教学科学化与艺术化的结合，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等课题,尚待深入研究。我再次进行反思，用心寻找问题的症结，寻找新的零点。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扬州大学，拜访全国著名的语文教育史家顾黄初教授, 请他为我即将出版的一部38万字的专著写序，并告诉他,下一步我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继续深化语文教学方法研究；二是编实验教材。交谈中，还流露出我和我的同事对当前统编教材教学低效的不满意。顾先生似乎未经思考就脱口而出：“编教材！”这句话使我眼前陡然一亮，于是我和顾先生在他家开起了“研讨会”。我回顾了自己七八年中对语文教法的改革，感到虽说触及了各个领域，但总是深入不下去，关键是教材不适合教学。教材不科学，再好的教法也不能奏效。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形成共识：用教材来制约教法，用先进的教材理念改变落后的教学理念。编教材，这确实是一着好“棋”！说干就干，1983年我草拟了教材编写方案，次年编出教材初稿，并作为实验课题上报，先列为扬州市科研项目，后又列为江苏省教科所科研项目。教材编成，亲自执教；一轮教完，不是小有成效，而是大有成效。初战告捷，这一成果像火柴头点燃了我从事母语教材编写的熊熊大火，我的人生事业又第三次从零开始。
20年来，我主编了三套经国家审定的初中语文教材，累计发行7千余万册。三套教材，与时俱进，呈现出第三套对第二套，第二套对第一套否定之否定的态势，不断提升水平，日臻完善，终使第三套教材推行到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教材之一。这期间，我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进入花甲之年，本应“解甲归田”，颐养天年，但回顾近40年的历程，我觉得自己的语文教改之路尚未走完。我时年60岁，身体尚可；又摆脱了学校行政事务，获得了更多的属于个人的时间与空间；课改正在深入，我自悟到每一个有使命感的改革者不应却步；更重要的是，自己具有近40年语文教学与教材编写的积累和感悟，应当进行更高层次的理论研究。我想到应该从讲台上下来后，再走到书架旁，把“立言为径”作为进入60岁以后的新追求。面临着第四次从零开始，我毅然承担起“九五”“十五”两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外母语教材比较研究”。参与该课题研究的人员有中外学者专家近200人，组成一个庞大的学术研究的“非常集体”，而我总是说，我是“小马拉大车”。“小马拉大车”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克己为人的精神，靠的是敬人、信人、融人的准则和艺术，靠的是火焰一般的热情，靠的是维系人心的人格魅力，更靠的是不断从零开始自我超越的精神、魅力和勇气！
而今，由于这个“非常集体”的齐心合力，逐步完成了16卷883万字关于母语教材研究的皇皇大著。令我欣慰的是，在我六旬以后的10年岁月，出乎意外地获取了一生最高的成就。
回眸自己50年走过的语文教学、语文教材编写与学术研究之路，深深感到，如果把人生比作“圆”的话，那么“圆”上的每一点，既是起点，也是终点，每一个终点又都是我的事业的新起点。我时时牢牢记住：只有不断树立起“始终是从零开始”的观念，才能跨越一个个巍巍峰巅。
（江苏省母语课程教材研究所 22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