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思索·探索
作者：章 熊
“文革”以前，我只有宗教式的虔诚，却没有我自己。这种宗教式的虔诚，年轻的老师们恐怕难以体会，40岁以上的老师们可能记忆犹存。不过和他们相比，我毕竟已经成年，加以“出身”因素，少了几分“单纯”，多的是“惶惑”。于是盲目地认为凡是从“上面”来的，都是正确的，只要产生了些许不同的想法，那么，一定是自己错了；不仅认错，而且不安。“文革”冲击着一切，也冲垮了我头脑中的楼阁，这是又一次虔诚的自我否定，而且是更加彻底的自我否定。我感到茫茫然，一片空白。现在看来，正因为原有的理念粉碎了，荡然无存了，过去没有看到的，或者看到而没有引起注意的现象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以社会为工厂”口号下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思想的活跃，以及由此激发的写作方面的潜力。那时候，同学们整理了不少“村史”“家史”，就文字水平而言，许多不是“文革”前一个初中学生所能达到的。我曾经手刻油印，编成几本小册子，这些资料可惜没能保存下来，——即使能够保存下来，内容也没有什么意义，不过当时学生所显示出的活力却是至今难忘的。今天冷静地想一想，北大附中之所以能够如此活跃，也还是有其独特条件的，那就是北大子弟多。文化是一种社会传统，社会传统是不容易毁灭的，“书香门第”也并不那么容易“断书香”。如果没有一定的家庭知识氛围，也不会有当时那么多的“成果”。尽管这些学生能够做的，一般学生未必能做；北大附中能够做的，其他学校未必能做，可是反过来说，给学生提供充足的思想材料，把他们的思维“激活”，就能够唤醒他们的学习潜力，却是从此留给我的确定不移的信念。
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是在北大附中农场指导学生写劳动生活。当时正值“右倾回潮”，我旧习难改，想让孩子们在抄大批判稿之余试试写记叙文。孩子们喊“不会写”，无奈之中想到流行的“典型引路”方法。于是找一些学生先写若干片段：有的写劳动过程中的某个场景，有的写开头，有的写收工……当时北大附中的农场占据了整个山头，果树成林，平房成排，山墙一抹就是黑板，每块黑板上抄一段，倒也琳琅满目；发表了不少片段之后，又组织几个同学在老师的辅导下写成整篇，仍在黑板墙上与大家见面。没有想到的是，学生们一下子活跃起来了。这个说“我也能写”，那个说“他写了这些，我还能写别的”，虽然仍有不动笔的。但好的作文不少，而且有明显的长进，用学农期间习惯的“庄稼话”说，就是孩子们“像雨后的玉米，唰的一下拔了一节”。这时候我头脑里像闪电一样的亮了一下：这种现象过去没有见过！学农结束了，孩子们回家了，问题还萦绕在我的脑子里。从此，传统的教材观念被突破了，语文能力培养中的综合与分解关系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印象深刻、影响深远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我把北大附中图书馆里所有关于语文知识的书找来读了一遍。也许是因为破除了成见，也许是出于自身的经验，我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没有什么实际用处。在这种情况下，我托人弄到一些西方50年代的著作，却很有启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英国人Grearson说的话：“修辞学者的任务，不是去研究‘这是什么’，以划分概念为满足，而是要研究写作老手的经验，分析它‘为什么是这样’。”从此，改造现行语文知识体系的意识在我头脑里萌生了。
还有些事也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比如受到一些毕业同学在插队期间自编油印刊物的触动，利用“三夏”机会组织学生编油印小报，等等，一时倒也轰轰烈烈。这些，对于我后来逐渐树立“语文教学要适应社会需求”的观念来说也是有意义的。不过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上面谈的三点。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在错误的航线上可能发现新的岛屿，现实生活中往往谬误与真理并存。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语文教学界的所作所为，是受上述印象驱动的；我对语文教学改革的探索，也是沿着上述思路发展的。
动乱结束，头脑好像清醒了一点；习惯未改，仍然写总结。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我对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几点看法》就是这时候写的。这一次刻写油印，发给语文组全体老师，希望能引起讨论。没有结果。意犹未甘，寄给我的老师吕叔湘先生。适逢小平同志批示，教育部委托吕先生召开金鱼胡同会议，于是叫我参加，而且第一个发言，并且把它刊登在《中国语文》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也骑虎难下了。
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是我在北大附中的最后阶段，就我个人来说，也可以说是我教学生涯的黄金时期。“当代文艺讲座”是那个时候创办的，小论文写作也是那个时候开始的。也许在那个时候，只有北大附中能够允许我如此为所欲为。为所欲为的结果，我所期待的局面真的出现了！学生是那样的活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真正的活跃！我的《语言与思维的训练》也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在这本书里，我所探求的，是科学训练在写作教学领域的途径，其着眼点和切入口，就是写作能力训练中分解与组合的关系。这些做法，不管成熟与否，毕竟突破了语文教学的习惯模式，展现了一个有希望的前景。1980年香山教材会议上我提供了论文《思索·探索》，读者可以从那里感觉到我的兴奋、幼稚和勇气。
与此同时，在80年代初期，我接受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阅读》课本的编写任务。在这以前，我曾受人教社的委托，翻译了美国写作教材《提高写作技能（Developing Writing Skills）》，至此我又涉足了国内的教材编写。尽管在教材领域我还是初窥堂奥，但是张建华、顾德希这些老朋友的才华在练习设计方面给了我很大启发，对我以后有着很大的影响。《光明日报》发表的《语文练习设计杂谈》就是此时此刻体验的总结。另一方面，借这个机会，我把自己从“文革”后期开始的对修辞学的探索拓展到“复述”“图表”……等实用性领域，使中学语文教学的知识系统从现行的静态逻辑概括进入实用性规则的总结，我自认为是一次有意义的突破。感到遗憾的是，虽然张志公先生多次嘱咐我要加强对“段”的研究，《阅读》课本里也有这方面的文字，甚至曾经以《段的知识与段的教学》的标题撰文在《语文教学论坛》上连载过，但是现在看来质量不高，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许多闪光的片段在我眼前跳跃，要把这些片段拼合成完整的图形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首先引起我思索的，是语言、思维和思想三者之间的关系。“文革”期间的“开门办学”，给我触动最大的正是这一点；后来的“当代文艺讲座”也好，“小论文写作”也好，究其指导思想，仍然是设法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思想材料，触发他们的思维，使他们处于活跃、兴奋状态。当时，理论界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在认识上是混乱的，从1981年中语会年会论文《从思维和语言的矛盾看中学生语言训练》到1985年在《语文战线》上发表的《语言与思维关系在观念上的混乱》反映了我这个阶段的思想历程。我至今认为，要深化语文教学改革，这是理论探讨的核心，这个探讨远未结束。可以肯定的有两点：第一，这三者是在不停地运动着而不是静止的，对中学生来说更是如此。要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必须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加速其运转，而仅靠一些静态的知识描述是不足以使其活跃的；如果横加许多限制，那更是悖误的。第二，三者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同时又是有主导方面的。没有丰富的思想材料，便无法形成活跃的思维；没有活跃的思维，语言的学习与运用便无法处于兴奋状态。“智力是发展语言的基础，语言需要科学的训练”是我至今坚信不渝的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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