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段太尉逸事状》备课问答
作者：陆精康
问：“逸事状”是怎样一种文体?
答：“状”，又称“行状”“行述”，是旧时记录死者世系、籍贯、名实、生卒年月、生平概略等的一种文体。常由死者门生故旧撰述，供撰写谥议、墓志、传文时参考。“逸事状”是“行状”的一种变体。刘知几《史通》：“逸事者，前人所遗，后人所记。”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逸事状则当录其逸者，其记已载，不必详焉。”柳宗元作《段太尉逸事状》(下称《逸事状》)时，已见过史馆修撰的殉难大臣司农卿段秀实事迹，柳文具有补阙性质，所记为史官失载之事迹。
问：段秀实是怎样一个人物?其死节经过如何?
答：段太尉(719—783)，名秀实，字成公。唐淠阳(今陕西省千阳县)人。玄宗时举明经，天宝间从军，先后事高仙芝、封常清等，守边有功。肃宗时辅李嗣业、荔非元礼、白孝德三府，益知名。代宗时，土蕃袭击京师，代宗幸奉天(今陕西乾县)，因军粮匮乏，段秀实自请为军侯，知奉天行营事，号令严明。兵还，白孝德推荐为泾州刺史。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征拜司农卿。建中四年(783)十月，因反对朱沘称帝遇害。至德宗兴元元年(784)，“诏赠太尉，谥曰忠烈”(《新唐书》本传)，故柳传称“段太尉”。《旧唐书》本传：“非公会，不听乐饮酒，私室无妓媵，无赢财，退公之后，端居静虑而已。”中唐时期。段秀实的个人品质与一般武将迥然有别。
文天祥《正气歌》：“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势磅礴，凛然万古存。”张岱《思农笏》：“段秀实，勃然起，夺象笏，扑狂兕。破贼头，出脑子，血并流，污当贮。笏下如轰雷：恨不万段汝。”段秀实一生行事，以“笏击朱沘”最为知名于世。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部受命东征过长安，军士以无赏食劣哗变。德宗招禁兵御之，无一至者。乃出奔奉天。乱兵人宫大掠，奉废居京师之原泾原节度使朱沘为首领，失意官僚多附之。朱沘令泾原兵马使韩曼将锐兵三千，声言迎大驾，实袭奉天。韩曼追駕，事急之际，段秀实、刘海宾等设计用司农卿印符追还乱兵。段秀实知韩曼回军，自己必死，乃决计搏杀朱沘为国除奸。《资治通鉴》卷二二八记载：“沘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实等议称帝事。秀实勃然起，夺(源)休象笏，前唾沘面，大骂曰：‘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岂从汝反邪!’因以笏击沘，沘举手扦之，才中其额，溅血洒地。沘与秀实相搏忷忷，左右猝愕，不知所为。(刘)海宾不敢进，乘乱而逸。(李)忠臣前助沘，沘得匍匐脱走。秀实知事不成，谓沘党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杀我!’众争前杀之。”后朱沘于长安建号称帝，杀唐宗室七十七人。次年五月，长安收复，朱沘西走奔吐蕃，为部下所杀。
问：“笏击朱沘”为段秀实一生大节，对此应如何评价?
答：就事论事。极易视段秀实为一赳赳武夫，鲁莽军人。因为照一般人看来，反对朱沘篡位，未必采用此种没有实效的激烈手段。如果审视事件背景。即可知这是一深思熟虑大智大勇之举。其一，段秀实抗命救驾，召回三千锐军，知已必死，乃拼死一搏，冀其成功，因刘海宾“不敢进”不相助应，朱沘死党极力维护，这一“擒贼先擒王”的计划未获成功。其二，朱沘极力拉拢声誉很高的段秀实，段秀实运用此种自我牺牲手段，在朱沘反迹显露之际，与叛逆划清界限，揭露朱沘面目，振奋朝野人心，意义不可低估。段秀实是一位很有政治头脑的大臣，绝非一介武夫。对此，两《唐书》都有叙述。柳子之作，正欲纠正世俗之偏见。
问：此篇写段太尉三件逸事及其个性，前人对此有何评论?
答：“此篇叙太尉三逸事，截然是三段文字。第一段写太尉以勇服王子晞。便写得千人辟易，一军皆惊。第二段写太尉以仁愧焦令谌，便写得慈祥恺悌，不是煦煦之仁。第三段写太尉以廉服朱沘，便写得从容辞让，不是孑孑之义。”(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卷四)“凡逸事三，一写其刚正，一写其慈惠，一写其清节，段段如生，至于以笏击贼，此致命大节，人人共喻，不虑史官之遗也。”(沈德潜《唐宋八家文读本》卷九)今人赏析一般不出上述范围。笔者想补充的是，柳宗元的材料得之于对“老校退卒”之访谈，访谈之所得必不止此三逸事，柳文对段秀实诸多逸事显然也是从不同侧面作了取舍的。材料的指向在突出段秀实“遇不可，必达其志”的精神，突出段秀实作为一位“儒者”以柔克刚的个性，而消除对段秀实“武人”匹夫之勇的误解。
问：柳宗元写作此篇的目的是什么?
答：柳文作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柳宗元贬居永州之时，是给韩愈修史作参考的。时韩愈任史馆修撰。《旧唐书·韩愈传》：“(元和八年)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逾岁，转考功郎中、知制诰，拜中书舍人。”元和九年，韩愈仍在使馆任职。在《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一文中。柳宗元谈了写作原因：“太尉大节，古固无有。然人以为偶一奋，遂名无穷，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难在军中，其处心未尝亏侧，其莅事无一不可纪。会在下名未达，以故不闻，非直以一时取笏为谅也。”《段太尉逸事状》亦明言，时过境迁，世人乃生“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浅薄之议。很明显，作者写此文的目的是要辩正当时一些人对段秀实为人的误解。
论者一般很少提及柳子做此文的另一目的。元和八年(813)六月，韩愈《与刘秀才书》称：“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柳宗元对韩愈的观点完全不能同意。九年正月，柳宗元作《与韩愈论史官书》，对韩愈身为史官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提出了批评：“今学如退之，词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卒无可托乎!”在这样的情况下，柳宗元将《段太尉逸事状》寄给时任国史馆修撰的韩愈，正是为改变“唐之史述卒无可托”的状况，希望韩愈修史时秉持公心不畏刑祸，给历史人物以公正评价。
问：在材料的组织上。柳宗元为什么先写“折服郭晞”?
答：按时间顺序，“卖马偿租”事应在“折服郭晞”事之前。作者用“先是”一语倒置两事，正是此文结构上颇具匠心之处。其一，体现作者的写作主旨。小人诽谤段秀实“笏击朱沘”是“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试看“折服郭晞”，主要不是凭一时之勇，而是靠对郭晞其人的深刻了解和冷静分析，并以理服之。段秀实具有以柔克刚的个性，称“勇服郭晞”，恐怕未能体察柳子安排材料的良苦用心。其二，符合读者的欣赏心理。作者先写惊心动魄的场面和剑拔弩张的气氛，能给读者一种强烈深刻的印象。然后写段秀实性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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