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教师主体论
作者：王富仁
当教师在整个现实社会中彻底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的时候，教师在教育内部关系中的主体性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学生，即使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也已经有了对现实社会关系的最粗略的了解，这种了解是通过对成年人关系的直感、直觉印象建立起来的。一般说来，他们最初是以家长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也看待自己的教师的，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教师的歧视，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转移到他们的心灵之中去。我们看到，在毛泽东时代，学生对教师的歧视心理不但没有随着教育事业规模的扩大而逐步得到克服，反而是逐渐加强的。1957年是一个坎儿，1966年又是一个坎儿，到了文化大革命，教师与学生的教育关系就无法维持下去了，中国的学校教育进入了休克状态，教师成了学生批斗的对象。实际上，在这时，既没有了“教师”，也没有了“学生”，剩下的只是一种国家政治权力关系。——这是社会全面政治化、权力化的必然结果。
第三个阶段是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直至现在。这个阶段，我认为，在整体上来说，是中国教育在社会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迷失了路途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中国的教师主动放弃了对自己主体性寻觅的历史阶段。毫无疑义，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的教育事业又一次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发展的规模和发展的速度都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但在我们讨论教师主体性这个特定课题的时候，也不能不严正地指出，这一次教育事业的发展，与中国近现代历次教育事业的发展一样，仍然不是教师主体性的表现，而仍然是国家的政治主体性得到另外一种形式发挥的结果。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社会动乱，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社会群众越来越感到贫穷的压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在这种沉重的经济压力下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并逐步得到贯彻执行的。“改革、开放”的初期，上层知识分子也曾有一个界限极不分明的思想解放运动，但这个思想解放运动的根基仍然不是思想的，更不是教师在其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渐增长起来的主体性的力量，而是借助政治平反而在文化界进行的文化平反，它采取了引入西方文化以革新中国文化、引入非主流文化以革新主流文化的形式。但这两种形式遇到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政治运动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时，就成为失去了对立面也失去了实践的革新意义的空泛话语，而这种空泛话语反而成为自我异化的文化形式：当西方文化失去了革新中国文化的意义，引入西方文化就成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就成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性进行压抑的力量；当非主流文化失去了革新主流文化的力量，非主流文化就成为对流俗文化的盲目崇拜，就成为对中国知识分子严肃的社会追求的一种压抑力量，而所有这些，都无法真正支撑起中国广大教师的内在精神。教育发展了，但政治领域、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也逐渐腐蚀了这个一向被称为清水衙门的教育界。
但是，我认为，这段教师的主体性受到整个社会严重压抑的路也已经走完。
在这里，我们必须看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为什么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如此迅速的发展而教师的主体性却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压抑？归根到底，仍然是由在西方列强的威胁下中国政治经济极端落后的现实所决定的。不论是在政治统治阶层的观念里，还是在广大社会民众的意识中，甚至在我们教师自己的思想里，教育都是为“富国强兵”而存在的，都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而存在的。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富国强兵”的理想基本实现了，但整个社会也积聚了大量问题。而几乎所有这些问题，恰恰是由于我们过剩的政治权力欲望、过剩的金钱欲望造成的。这些问题还能不能仅仅借助政治权力的力量、金钱奖励的手段得到解决呢？不能了！
教育，真正的教育，人的教育，应该走到社会的前台来了。
在教育中，拥有主体性的应该是教师，并且只能是教师。（未完待续）
（广东省汕头大学文学院 51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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