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8期
中国百年语文教材的文化选择
作者：倪文锦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中西两种文化便进入了直接冲突的历史进程。因而语文教材近代化的进程，从一开始就面临两种文化的抉择。但当时的国人已不可能像祖先那样，仅仅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就可以作出抉择，而必须面对两种文化碰撞所带来的诸多难题。显而易见，作为文化选择的体现物，我国近代语文教材的变革，其本身就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变革。
面对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其结果，早年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构想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说；其后则有“中体西用”说。中学西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矛盾心理。反映在教材编制上，就出现了新旧杂糅的现象。如清朝编译图书局的编辑们在编写《初小国文教科书》时，就长久地陷入了固守原有教育宗旨与发展新教育的矛盾之中。同样，辛亥革命初期，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们在教材编制中就如何对待新旧道德的问题也面临诸多困惑。不过，从总体看，我国近代以来的语文教材在对中西文化的选择中还是恪守民族文化为主的立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入选课文的外国作品，数量是相当有限的，且主要是优秀作品，如：上世纪20年代有都德的《最后一课》、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女儿》、黎士礼介绍的《法国马赛革命歌》等，30年代有莫泊桑的《项链》，40年代有法布尔的《蝉》、屠格涅夫的《乞丏》等。除了这些为数不多的外国作品以外，语文课文绝大多数是我们本国的作品。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5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许多作品开始被大量介绍到我国，形成了语文教材引进外国作品的一次高潮；此后，外国作品的比重急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教材中的外国作品虽有所增加，但所占比例并不高。这表明在我国百年语文教材的建设中民族文化始终是主流。
民族文化是一种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重视民族文化的独特个性，是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举措。从母语教材文化建设的角度看，挖掘民族文化的优秀资源，保护好民族文化遗产，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是推动当代文化发展，建立文化创新机制，保障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文化源泉。
我国近代以来语文教材的变革，同时也表现为新旧文化之间的对立和冲突。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虽然标志着我国语文课程近代化的开始，但从文化的视角看，封建文化仍是当时语文教材内容的主流。而且，当时章句之学盛行，即使古代经典也把它蕴含的内在结构肢解得支离破碎，导致原有的“经世致用”的精神丧失殆尽。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封建旧教育被逐步消解，资产阶级“五育并重”的教育思想得以确立，从而大大推进了语文教材近代化的进程。一大批反映普通民众现实生活，关注儿童成长及发展的新的白话作品，特别是“五四”新文学代表作家的作品开始进入语文教材，并逐渐构成了语文教育内容的主体。民主自由、劳工神圣、男女平等、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等思想不仅解构了封建教育道德教化的主题，而且打破了语文教育封闭的文化结构，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关注个体的现实生活，不断朝向未来的开放的文化体系。
新旧文化在语文形式上的变化也非常显著。以文体为例，清末吴增祺编写的《中学国文教科书》选文619篇，涉及的文体达30多种，不少文体本身就是封建关系及旧伦理道德的一种反映，如墓志铭、祭文、表、诔、疏、铭箴、颂、赞、刻石、檄、诏，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一些反映变革时代社会普通民众生活及审美追求的新的文学样式进入语文教材，且不说白话小说、诗歌、散文、话剧，就是社会调查、时事评论、小品、日记、书信等也进入语文课堂。20世纪20-30年代的语文课程改革还对当时涌现出来的各种文体及表达形式进行整合与改造，最终形成了一种便于中学生读写训练的语文教育实用文体结构，即记叙文—抒情文—议论文和说明文。以语体为例，1920年秋季起，教育部宣布废止小学文言教科书，要求各级学校教科书逐步采用语体文。对此，胡适曾作过高度评价，认为这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命，至少提前了二十年。吴研因也称赞把小学教科书改文言为白话，是一种重大的进步，也是小学教学的自然趋势。由此可见，教科书改文言为白话，正像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其意义绝非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的变革，而在于它成了新文化的载体，在于它使教科书走向了大众，走向了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废除“国文”“国语”的名称，统一称为“语文”。语文学科正名这一事实，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语文本质的认识，体现了“言”“文”一致的学科特点。1950年6月出版的全国统一的语文课本，改革的重点是在政治内容方面，强调彻底清除国民党统治时期语文教材中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内容，注重用革命思想教育学生。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旧文化的斗争。但限于当时对语文功能的片面认识，认为“语文是学习和工作的一种基本工具，也是一种斗争武器”，包括其后的认为语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导致语文教材的选文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存在着“左”的倾向，并误把“左”的倾向当做新文化。这正如1985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所指出的那样：“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全党工作重点一直没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的影响，教育事业不但长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要地位，而且受到‘左’的政治运动的频繁冲击。”这段话也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从50年代后期到新时期之间包括语文教材在内的我国教育的基本状况。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之前文言与白话之争是语文教材建设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半个多世纪，语文教材选文的时代性与经典性之争则是一个从未间断过的话题，即我们的语文教材建设始终面临着一个对时代文化与经典文化的选择问题。
语文教材中反映时代文化的课文，人们一般称之为时文。它的主要特点是适应与时俱进的课程发展理念，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时代精神，同时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现实生活的联系十分紧密。时文所反映的时代文化又往往是与大众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它是语文教材的活力所在。除此以外，从某种意义上讲，语文教材的时代文化还体现在注重应用，加强与学生实际的沟通等许多方面。而经典文化则主要表现为入选教材的课文是经典作品，它们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经过时间的考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并被广大读者所接受。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都有一批能经受得起时间考验、长久不衰的经典。如果丢掉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不仅是民族自身的悲哀，也是人类文化的损失。同样的道理，语文课程教材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其内容在与时俱进，满足社会实际需要的同时，必须加强其经典性。
我国自近代以来的语文教材曾经历过一个经典教育转换的过程。如果说封建语文教育主要以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五经为中心，其结构是封闭的，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新文学作品开始进入教材，并逐渐构成了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加上部分外国文学经典，经典教育变成了一个面向现实的开放的结构。到20世纪50年代，经典教育主要由口头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和前苏联文学构成。如果说封建经典教育主要以道德教化为主，那么现代经典教育则以学生的生活和发展为中心，无论思想题材还是体裁与形式都被大大拓展了。比如在文体上，散文在语文教材中开始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经典课文逐渐取代先前的经典话语，而成为阅读教学的核心内容。此后，80-90年代的教学大纲都对入选教材的经典课文作了明确的界定，其基本内涵包括：“必须是范文，要求文质兼美，具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优美的艺术形式，足为学生学习的典范。”“一般应该是素有定评的，脍炙人口的，特别经过教学实验证明是良好的。”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是由于它以独特的无与伦比的方式触及、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其深度和广度为后世所难以超越，对人类具有永久的魅力。它能经受时间的考验而历久弥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是没有时间性的，它永远不会过时。经典是文化之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只能从阅读经典开始。经典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当然，语文教材选择经典文化也并非拒绝生活关怀。经典文化与时代文化是可以并存共处、和谐发展的。
（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310012）